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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