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消息呢？

这是专门针对兰国商馆所为。

兰国为了与幕府通商承诺“永不传教”，而且为了表示恭敬对将军和幕府官员采用了扶桑礼仪。本来这是兰人的变通之举，可没想到的是，幕府内部由此认定兰国“寡廉鲜耻、不可信任”——扶桑锁国久了，未免有些自高自大，没事拿兰国商馆找乐子竖立信心。

而且兰国在“卑躬屈膝”的掩护下，确实也没少占幕府的便宜。

兰国商馆的甲必丹，也就是馆长，历年以来都试图扩大贸易额——早些年还干出了以别国商船冒充兰船、倒卖扶桑小判金，还有什么与佐贺藩密贸易之类的，阴私之事不胜枚举。

其中，文政十一年（1828年）西博尔德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幕府在西博尔德回国时发现其行囊中有明文严禁输出的扶桑地图。

在直秀原来的世界，为啥黑船来访给扶桑造成的震动如此之大？因为幕府没认真准备啊。

至于为啥没认真准备？

1852年兰国商馆新上任的甲必丹库尔求斯就给幕府提了醒，“米人欲以明年来请贸易。即急之将有战。”。

但好死不死的是，库尔求斯在通告米船要来的同时还干了一件事——他向幕府提出要求改约，建议幕府扩大与兰国的商业份额，同时给予兰国更多特权。

幕府接到库尔求斯的风说书后将信将疑，觉得“米船将来”这是不是兰国人为占便宜杜撰的借口呢？于是老中们要求两位长崎奉行确认兰人信息的准确性。

可这两位长崎奉行哪有其它的渠道来确认，除了兰人只有唐人来长崎贸易，也不知道是唐人说的还是这两位奉行看兰人不爽，也可能是嫌库尔求斯多事，这两位的上奏中将库尔求斯的提醒贬的一钱不值，“危言耸听以谋私利”。

人总是倾向相信自己希望的结果。

于是幕府就把“米船将来”这事放在一边不管了——也不是完全不管，“家庆使勋亲四家戍房总，筑炮台于大森”。但这个决定有人认为是接到兰国风说书之前幕府的决定，到底是真是假后来完全说不清了。

在直秀乱入的这个世界里，兰国商馆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嘉永三年（1850年），在当时长崎目付小栗忠顺的帮助下，直秀势力下的米船开始用唐人的名义与幕府开展贸易。

与兰国商馆相比，咸亨洋行就显得真诚太多了。

咸亨洋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另外有当时学次郎给的补贴，因此和幕府没有任何冲突之处：船长、水手到了长崎之后恨不得立马离开，货物价格也特别实惠——要不是怕过于殷勤导致幕府起疑心，直秀和学次郎恨不得白送。

最重要的是货物、书籍和风说书都是想幕府之所想、急幕府之所急，什么最新军械、最新兰书、最新消息，一股脑地送过来，主动姿态一览无余。

幕府也曾经怀疑过，为啥咸亨洋行这么好，但三年来对方的态度一直如此，加上小栗忠顺帮助斡旋，“哪里还没几个唯利是图的傻子，想放长线掉大鱼呗”，幕府也就信了，还专门批评了小栗，“对义士不可如此轻慢”，主动给咸亨洋行开了方便之门，生丝、丝绸、茶叶、瓷器你们想要啥给啥——结果整体算下来，咸亨洋行竟然还有的赚，简直出乎直秀等人的预料。

相比咸亨洋行，兰国商馆未免要求的太多，所以幕府对兰人更加不满意，即使兰国商馆提交了“米船将来”这样的重要信息，幕府还是提防兰国收到相关情报后出卖自己，因此对3英寸线膛炮和电解液触发水雷的信息严守机密——兰人并不是总待在出岛，正月时一般会到江户朝拜公方样，到时走漏了消息也有可能。

虽然幕臣都是武士，职位都被叫做役职，但其实内部也分为番役和役职两种，番役就是武职，狭义的役职就是文职。

疑邻盗斧，出于保密心理水军和台场组的组头都不肯将实情告诉浦贺奉行户田氏荣，而户田见米船势大自然不肯轻易开战。

神秘主义

害死个人啊，户田既然不肯开战，那派去交涉的使者自然硬气不起来。

上次中岛三郎助冒充的是浦贺副知事，这次增派的与力香山左卫门冒充浦贺知事——也就是浦贺奉行。

六月五日、六日，香山和中岛屡次登船，向米人恳请“宽限时日、约束手下”，香山以浦贺奉行的身份指责米人不守规矩——在幕府没有明确作答前就派人测量水域，可佩里提督这次是准备将流氓行径进行到底了，他让副官出面作答，“米人守的是米国的规矩”，我就测量水域怎么了？

而且这次米人撕破了脸面，也不提什么“恐有不忍之事发生”了，直接表示，“如果没人出面接受国书的话，就要将船开到江户城去。”

佩里的态度日趋强硬，这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扶桑的秘密，这个秘密在7月12日（和历六月七日）得到了初步验证，在7月15日（和历六月十日）被佩里确信无疑，为佩里第二次叩港确立了成功的信心。

香山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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