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唯下”。从统治者或者上级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在上级的政策意志和社会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能够一方面从下级那里得到反映现实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够执行下去。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级是不会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社会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也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要强行执行，必然深化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走向了统治者和上级本来意志的反面。“唯上”文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又能够做事情的干部被视为是异类，不能被上级和同事所接受。

与之相关的，是被称之为“秘书帮文化”的“党文化”。在任何制度下，秘书都是很重要的。但中国的秘书有其封建特性，有点类似封建时代的“家奴”。中国的秘书帮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对很多领导来说，什么都可以缺，唯独秘书不能缺。论是本身的工作、外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是需要秘书。如此高度依赖秘简直就是一些领导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换一句话说，秘书就是领导的“城堡”。在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有效地把领导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再者，秘书也是领导的“脑袋”。很多领导整日沉迷于琐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大问题，所以需要秘书来做其“脑袋”，秘书要替其所服务的领导思考，准备好领导所有的讲话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怪乎有人说，秘书是领导的“领导”。在很多场合，秘书的品质就决定了一个领导人的成败。

更为重要的、可以对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伤的“党文化”，就是党内毫规则的权力竞争。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旧时有“朋党”一说。“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地方层面，激烈的****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甚至“暗杀”。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拼”。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辜。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的残酷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是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就是说，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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