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了欧洲中心主义体系，把汉语纳入到语音中心主义体系。当然这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丝好处，然而绝对不容忽视其恶果：汉字失去独特价值，一步步变为表音符号（原来是表意的），“中国文学”则成为“欧化”的别枝，中国人的自残为实现“英文一统天下”铺平了道路。

汉字疵咎固多（参阅前文《环肥燕瘦，方圆难周——汉语得失论》），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诛，在一定程度上功可抵罪。汉字别具匠心，通过既有抽象意义又有具体意义的符号，组合出东方特有之美。主张汉字革命的人最不满意的是：A汉字叙事功能薄弱（文言文体偏于审美功能），汉字作品多为诗词歌赋，少有长篇叙事作品；B汉语书面语呈现贵族化特征，一般平民难以染指。汉字革命就是要改变这一现实，把学习文字的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学习数十个字母（如同西方那样），把中国文学改成以为主，实现平民化。

汉字革命派忘却了汉字造美功能正是西方文字所缺乏的，忘却中文可以与西文互补。没有中文，西文将失去抗席者，成为不可动摇的霸权。至于贵族化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汉字属于艺术，艺术从无贵贱之分。西方文学偏于平民，然而西方芭蕾舞、美术、歌剧、交响乐却都是贵族的，西方人从来没想到要将它们“平民化”。

如果凡贵族的都该破，世界早就不存在芭蕾舞与交响乐了。胡适以偏代全，以破代立，与事实乖，与道理违，处处露出“大胆假设”的破绽。汉字革命矛头为什么要转向文学？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学特征是由汉字特征决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美功能强、叙事功能弱等特征完全是汉字使然。牵汉字一发，动文学全身。胡适深知，汉字根基甚固，迂回进攻，堡垒反而易取，所以把火力对准了中国古典文学。

为获得民众支持，胡适打出“大众化”旗帜，希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以壮声势。他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胡适的用意很明显，消灭汉字之后文学反而会繁荣起来，因为人们可以用嘴创作文学作品。在胡适看来，文学可以完全脱文字，不识字的村夫农妇亦可为之。

胡适混淆了：A书面语文学与口语文学的差别；B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差别；C传世文学与时尚文学的差别。文化不存，民族无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断流，传统之湖干涸。1958年，中国曾出现全民作诗的奇观，也许那就是胡适大众文学主张的一次实践吧。

钱玄同对汉字的诋毁完全是非理性的：（汉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钱玄同把“废汉字”与“废孔学”相提并论。

在钱玄同看来，汉字还不如一堆麇集的苍蝇，苍蝇还有些活气，汉字简直已经腐烂发臭。消灭汉字的呼声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家鲁迅在死前甚至唱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最高音。治汉字高手都诅咒汉字死，汉字如幕上燕巢，岌岌可危。厥后，破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取消汉字也罢，汉字拉丁化也罢，一切豪言壮语都是一过性的，就像戏剧中的龙套，没有太多的人记得谁在跑，然而影响却一直在延伸着，现在仍看不到尽头。

尽管“汉字革命”反对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鸿铭、吴宓、林纾等重量级人物，阵势不可谓不强，然而还是敌不过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为何学衡派速败？至今未看到一篇令我信服的文章。窃以为，就文化而言，“破坏”与“保守”争锋，总是前者占便宜，因为破坏者总会以“将来我们可以建设更好的”为钓饵。汉字革命也不例外，结果自然是西风袭来百花残。

用西方那一套置换中国的国粹，是典型的虚无主义（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人矢口否认）。中国表面上以中庸之道自诩，实则一直处于“极端”，未得其中。中国历史上多数改朝换代都是通过血肉拼杀完成的，每一次老百姓都是热情参与。文字与文学革命亦然，胡适登高，万众响应，与历次举事者得到百姓响应并无不同。百姓不免要把梅光迪等人视为“遗老”。大而言之，学衡派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宿命，责不在其人，更不在其说。实际上，学衡派词锋锐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请看，吴宓是这样对待中外文化交融的：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忧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确实二说均非是……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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