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第7卷）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新文学是在外国文*流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中国杰作”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现在的新文学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关于「世界」》，《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的一切旧事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致宋崇义》，《鲁迅全集》第11卷）

很多人都认为“汉文终当废去”，只是他们未讲，由直率可爱的鲁迅讲出来。汉文“废去”之后使用何文，明摆着就是洋文。废除文言文就是为废除汉字做准备。当下文言文还出现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然而不过是皮相，现代作家写的百分之百是“白话文学”，正如鲁迅所说“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也就是说，用白话文写出的“新文学”确实与传统瓜葛越来越少，以至于许多现代作家根本读不懂文言文，许多精美的汉字已被弃用。就在中国人丢弃自己国粹的同时，西方的有识之士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大声疾呼保守中国传统文化。

限于篇幅不能对这些智者一一指名，只能举其二三：列夫·托尔斯泰、伯特兰·罗素、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欧文·白璧德……欧文·白璧德说：今日中国文艺复兴之运动，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压迫为动机，故就其已发展者而言，亦仅就西方文化而发展，与东方固有之文化无预也。（中略）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中国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与列强所侵略。（中略）然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中略）。

总之，中国人之文艺复兴运动，绝对不可以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博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显然，白璧德所说“西方流行之说”应该包括语音中心主义谬说。西方语言固有其妙处，然而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文字，用以创造独特的审美文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甘心让异族同化或取代自己的文字，只有文化汉奸才甘心弃中文如弃敝屣，迎洋文箪食壶浆。

二十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发生这样的怪事：喜欢中国文字的多是外国人，多数中国人骂杀之，诋毁之，诅咒之。曲终戏散，浮尘落下，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尽管思之心栗，考之神伤。一堆问号萦绕脑际：中国为何挨西方人打？政治危机何以连累汉字？矛头为何由汉字转向文学？

中国人为什么在文学艺术上崇洋媚外？人们习惯于从中国特有的语言文字寻找答案。现代化需要文化与之配伍。自古以来，汉字、文学、政治就是三位一体。本来属于政治的皇帝诏书、奏对封事、科考文章、出师表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双双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不朽范文。

中国的文学家十有八九是朝廷官吏，只不过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官吏参差不齐，有的可以经邦治国，有的不过是龙钟腐儒，不谙政治。从鸦片战争算起来，半个多世纪，中国事事不顺，处处挨打，当然与中国“以文代政”的体制不无关系。不过客观地说，比改革“以文代政”体制急迫的事情多得很，理应先其急而后其缓。何者为急？改革政治体制本身为最急迫，具体说应该变“诸事出于一口”为“诸事决于公议”，即施行宪政，还权于民。

遗憾的是，以此为旨的戊戌变法速败，转移了中国人的视线，中国人攀山无路，索性绕山而行，在山外冥搜盲索救国之途。山隐天，海孕日，很多好东西藏于山与海之间，避之安得？不幸的是“山”与“海”被中国人回避了。大物不见，小物必显。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人死死盯住汉字，把汉字及其由汉字创作出的古典文学视为改革目标。胡适们认为汉字、文言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是祸水，将其贬得一钱不值。胡适大笔一挥，屈原、刘勰、司马相如等大手笔皆成为民族罪人，古典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艺儿……以此愉悦耳目”（胡适：《白话文学史》）。

如果能耐下心读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著作，完全可以编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罪孽大全》。胡适见字母若惊，疾汉字若仇，洋洋洒洒写下数百万攻击汉字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以卖传统文化求荣的文化汉奸。亲痛则仇必快。

胡适等人所作所为正中不怀好意的洋人的下怀。西方本来尊重中国汉学传统。传教时慑于华夏厚重的文化传统，他们不敢轻易开枪开炮（开始也动过开枪的念头，后来发现了美奂美轮的中国文学，认为对华夏只能柔服不能武取），破了传教“枪炮先行”的规矩（在印尼、印度及其拉美国家传教时都开枪镇压过反对者）。洋人万万想不到中国人会自动交出国粹，在文化上臣服。

就这样，西方人先兵后礼，诛叛柔服，萝卜大棒，两面皆赢，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在“武功”与“文治”两方面彻底征服了泱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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