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下了班我到报社找张丽一起吃午饭。

“豪享来”里面的人并不多，服务生为我们点了牛排饭和饮料。我望着坐在对面的张丽，一袭合身的职业套装使得她的身材更加修长诱人，只是脸上有淡淡的倦意，略微有些黑眼圈，添了几分憔悴。我问她是不是最近休息得不好，她笑了笑说：“是啊，最近的梦特别多，醒来却什么都不记得，但感觉特别的累。”我说：“是不是工作的压力太大，要不请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她摇摇头说：“也不是，最近社里的事并不多。”她吃得不多，一份牛排只吃了几口，她说没什么味口，我倒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样子，她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我面前，我也没客气。我一边吃一边问她：“你做的梦一点都记不起吗？”她仔细地想了想：“是的，我曾经一直努力想想起梦里发生的事情，但总是想不起来，哪怕是一些片断。”

我们又随便聊了聊，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除了疲倦一点，应该都还算是正常的。我建议她下午和我去趟中心，让梁平给她开点帮助睡眠的药，她答应了。

回到中心已经是两点多钟了，三点半我有预约，我让张丽自己去找梁平，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做准备。我翻阅着将约见的救助者的资料，这是她的第二次咨询，我希望能够深入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这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些急促，带着恐惧：“朱老师，我是汪清涵。”我说：“你好，我记得我们约的是明天早上吧？”她说：“是的，我知道，但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问道：“是不是还有人跟踪你啊？”她说：“不是，我看到了我的遗书。”我没听明白，又问了一句：“什么？”她带着哭腔：“我看到了自己写的遗书，可是我不想死。”我安慰着她说：“你别哭，不要急，慢慢地把事情说给我听。”

她停了一会，好象在平静自己的情绪，缓缓地说：“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累，人也很虚脱，我觉得也许是昨晚做恶梦的原因，”我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因为赶时间出门，匆匆忙忙的洗漱就去公司了。下午要开会，我把会议资料忘在家了就回去拿，发现卧室的床头上放着几张纸，拿起来看，是我自己写的遗书，可我肯定我没写过，但却又的的确确是我写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笔迹，就连语气和上面所叙述的事情与心情都是我自己的。老师，我好怕。”我来不及多想，这事太离奇，也太古怪，我对她说：“你别怕，我马上过来。”我忙叫李晴把下午的预约推了，出门打车去汪清涵家。在车上我约了邓琨，让他也赶过来，我想让他找人在局里做个笔迹鉴定，如果真如汪清涵所说，是出自自己的手，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不太相信汪清涵的精神真的有问题，但如果真是她自己写的，但清醒时却记不起来的话，那她就很有可能患上了精神分裂。那样我之前的判断就有很大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

汪清涵给我开了门，我看到她的脸色很差，脸白得就象是一张白纸，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有些哆嗦，嘴唇发紫。我们在客厅坐下，她很局促，望向我的目光中充满了悲伤和害怕，我轻轻地握了下她的手，很冰很凉。“别怕，”我说，“也许是谁的恶作剧。”她摇摇头：“真是我自己写的。”我看到茶几上有几页纸，拿了起来，这就是汪清涵说的那份遗书。上面除了提及她在心理咨询时给我说的恐惧与焦虑的感觉以外，还记录了她这几年来不开心的事情及最黯淡时候的的心绪与感受。我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这真是一份遗书，内容很灰暗，让人感觉万念俱灰，了无生趣，那种心理感受是很强烈很真实的。其实从开始看这份遗书我就已经认定是汪清涵自己写的，很符合她现在的情绪与心境，我有一个念头，我觉得是不是她自己在导演这场闹剧。但我仔细观察着她，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细微表情，使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象在演戏，她是真的感到恐惧，那种害怕是发自内心的。

邓琨来得挺快。他说他接到我的电话就立即赶了过来，电话上我没多说什么，他来了我才细细的把事情告诉他，他也惊讶得合不上嘴。我问汪清涵这件事她有没有告诉家人，她摇摇头说当她发现这份遗书后很害怕，她第一时间想到了我就给我挂来电话，没有再向别人说过。我将遗书递给邓琨，并让汪清涵将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也交给邓琨，请他帮助想办法去做个笔迹的鉴定。邓琨爽快的答应了，他一直在调查着黄玉的案子，虽然进展并不大，但他很赞同我的看法，汪清涵的事情与黄玉的案件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安慰着汪清涵，让她在结论没下来前别想太多，照常过着平时的生活，她勉强的答应了。我知道她现在心理上有多么的恐惧，但一切都还是迷，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要尽快理清头绪。让她拿上开会用的资料，我和邓琨把她送回了公司，她说要开的这个会很重要。

她下车后我就陪着邓琨到公安局去，我希望在第一时间知道鉴定的结果。一路上我们还在对这件事做着推测，但无论什么样的假设都找不到可以成立的依据。途中我把张丽的情况也给邓琨说了说，让邓琨也常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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