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仲和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

“好，”他说，“等你病好了，爹教你打算盘。”

从那天起，汪仲和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女儿对数字的感觉。

他教她打算盘，教她记账，教她看盐引的行情。汪昭学得飞快——前世做生意的底子加上这具身体的天赋，让她在数字面前如鱼得水。

方蕙有时候会抱怨：“你把女儿教成账房先生了，以后怎么嫁人？”

汪仲和说：“嫁人有什么好？能自己立住，才是本事。”

方蕙白了他一眼，但也没再说什么。

汪昭发现，这对父母确实和传统的中国家庭不太一样。他们不重男轻女，不逼她裹脚，不跟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方蕙自己就是个读过书的女子，偶尔还会从箱底翻出一本《女报》来看。

汪昭后来才知道，方蕙年轻的时候，差点去上海念女子师范。后来嫁了人，没去成，但她把这份念想，放在了女儿身上。

“昭儿，”方蕙有时候会摸着她的头说，“你以后一定要去念书。念很多书。不要像娘一样，一辈子困在这个院子里。”

汪昭点了点头。

她心里想：我会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汪昭在扬州长到了十二岁，又长到了十五岁。两个哥哥一个去了上海念大学，一个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家里还是只有她一个孩子，但她已经不觉得孤单了。

她刻意训练自己对数字的敏感度。

走在街上，她会在心里默算每家店铺的大致流水；看报纸，她会留意每一个数字，哪怕是一条不起眼的进出口数据；父亲处理账目时，她坐在旁边，有时候只看一眼就能说出总数。

汪仲和对她刮目相看，有时候甚至会认真听她对生意的看法。

“你这脑子，”他说，“不做商人可惜了。”

汪昭笑了笑，没接话。

她知道自己的路不在盐引上。

十六岁那年，汪仲和把女儿叫到书房。

“昭儿，”他说，“我想送你去美国念书。”

汪昭看着父亲，没说话。

“中国以后需要懂现代科学的人，”汪仲和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咱们家的生意，做到头也就是个盐商。但你不一样。你脑子好，英文也学得差不多了，出去见见世面，学点真本事回来。”

“爹不怕我跑远了不回来？”汪昭问。

汪仲和笑了：“你跑得再远，也是我汪仲和的女儿。”

方蕙在旁边红了眼眶，但没拦着。

她年轻时没做成的事，女儿替她去做。

1923年秋，上海码头。

汪昭拎着一只皮箱，站在舷梯上，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站在码头上，穿着灰色长衫，手背在身后，表情很平静。母亲方蕙站在他旁边，眼眶红红的，用手帕捂着嘴。

“学成了就回来。”汪仲和说。

汪昭点了点头。

她没有哭。三十六岁的灵魂让她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很多年，但哭没有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学成了回来。

她转身走上舷梯，没有回头。

轮船鸣笛，缓缓驶离码头。

汪昭站在甲板上，看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慢慢后退。外滩的洋楼、码头的苦力、江面上的帆船——这一切正在远去。

她要去的地方是匹兹堡。匹兹堡大学，数学系。

四年。

她深吸一口气，海风咸腥，灌进肺里。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国留学故事。

学数学，回国，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点什么。

这是她此刻唯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