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闭门外一片漆黑，两小时后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我们躲在铁舱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好在封闭舱里相对安静，我们能听到水流的轰鸣声，这里最清晰的声音，则是我们的呼吸和整个混凝土大坝承压发出的那种声音。

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我们一开始还说话，后来就静静地待在舱里休息。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后便醒了过来，精神委靡，但是还算清醒，似乎没什么大碍。马在海喜极而泣，我则松了一口气。

之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担心房间里氧气会耗尽，但很快我发现这里有老式的换气装置开在踢脚线的位置上。后来1984年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里缴获的日本潜艇，想起这种开在踢脚线上的长条形小窗，有点像那艘日式潜艇的换气系统，想想可能那时看到的就是从报废的潜艇上拆卸下来的系统。这个人防工事修在大坝的机房里，似乎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特别的地质现象。

当时也没有个人能和我商量事情，我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瞎想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显然袁喜乐这么熟悉这个地方，她所属的勘探队肯定在这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显然他们遇到的我们很快也会遇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袁喜乐神志不清，而另一个似乎是他们勘探队的人严重中毒死在了半路上。可以肯定这里发生的必然不会是太愉快的。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按照马在海所说的，袁喜乐对于这种雾气的恐惧如此厉害，会不会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年日本人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事情全都毫无头绪，我的脑海里一下闪过巨大的“深山”轰炸机，一下又闪过深渊和鬼魅一样的雾气，简直头痛欲裂。似乎所有的线索只有这么几项，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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