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大表哥最近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地里的，屋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些活，没什么区别。”他用软弱的、黯淡的眼光看一眼轻声打鼾的父亲，红着脸说：“你不晓得……以前他们有事都要叫我的，现在不叫我了，叫得少了。”

“他们”指的是村里人。

“为啥不叫你？”

“还不是爹，他把好多人得罪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

他的意思是，以前别人家的活干不过来就来叫他，他话不多，脾气又好。这在其他人的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舅舅得罪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再叫他了，他有些失落。

“有人来找他，和他吵架吗？”

大表哥笑了一下：“哪个敢找他！他们知道他的脾气，不安逸的事只和我说，不会和他说。”他摇了摇头，“早晓得他那么爱管闲事，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上树。”

“可他呆在家里也不行呀。他现在的心情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这倒也是。”大表哥同意道，“不该管的不要管就好了。”

“他哪里分得清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换成你，恐怕也分不清吧。”

“可他越管越宽了。”大表哥不紧不慢地表示同意。

“要是下雨天上不了树，他对哪个都看不惯，就像那雨是我们叫它下的，是我们这些人不准他到树上去。这是天家的事呀先人。硬是烦得很。”大表嫂对我说。看得出，她对公公的不满远不止这些。

“人老了嘛。”大表哥嘟囔道，“活一年是一年。”

“放心，他会长命百岁的，一到树上就眉开眼笑的高兴得很，说不定我们都死了他都还在树上。”大表嫂阴阳怪气地说。

大表哥逆来顺受地看了老婆一眼，叹了口气，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以前还编个筐卖点钱打零花，现在筐也不编了。要说哪个心头安逸，那是不可能的。家务事那么多，腿不行么手没有问题嘛。一天拿起个喇叭管别人的闲事。吼饿了比干活的人还吃得多！”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但脸上的不悦已经藏不住了，她也太放肆了。

“摊上这样的老人，我们对他算好的啰，吃的穿的，从没瞒过他。沙田湾那家，你晓得不哇，那个老太婆，已经老之不堪了，爱抽叶子烟，爱喝酒。叶子烟是她自己种的，老了，锄头举起来拐几个弯才挖下去，锄板不往土里钻。土挖得浅，又没力挑粪淋，长得死瘪瘪的。就这点烟，儿子还和她抢着抽。那个挨刀的，又懒又馋。他要是在街上打点酒，还没到家就喝完了，一滴也不给老娘留。还是姑娘心疼娘，十天半月的打一斤送去，叫老娘喝两口后藏起来。枕头底下，门旮旯，灰堆里都藏过，可哪里藏得住呀，每次都被那个挨刀的找到了。”

这时舅舅突然醒来，大声问：“藏啥子呀藏不住。”

他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啥子也没藏，我在给表弟摆龙门阵。”大表嫂笑着说。

舅舅保持着尊严，不紧不慢地吩咐：“等我死了，你们不要把我埋到地里，你们把我挂到树上，这样竹儿回来的时侯我就可以看见。”

大表哥和大表嫂愣了一下，随即眼圈红了。竹儿是大表哥的女儿，几年前跟一个能说会道、收集民间歌谣的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隔日早晨，我离开了冉姓坝。太阳还没起来，薄雾在山涧飘荡。公鸡嘹亮的叫声在村舍里如同老友道别。公鸡叫的是“各哥喔的各哥喔哟”，我听着像是在问“什么时候回家来哟”。

我穿过田野到公路上去等车，脚下深沉的土地发出的深重气味让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无论到了哪里也牵挂着的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在痛苦与烦扰的边缘徘徊，被某种焦虑催促得步履蹒跚。我从不觉得这里有多么美，但这里的一切总是让我心疼。每次回来都觉得索然寡味，一旦离开却又朝思暮想。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手机震得我大腿麻酥酥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掐掉，不一会儿又震起来，我连掐五次也没掐掉，只好到教室外面去接，居然是大表哥打来的。他带着哭腔说，舅舅惹祸了，镇政府准备把他告上法庭，我如果不去帮他，恐怕舅舅就要坐牢了。

下课后，我往老家打了几个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并不复杂，镇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一个餐饮娱乐项目。投资方看中了银鱼水库，山上树木葱郁，山下碧波荡漾，离公路又近。香溪镇是辣椒集散地，从第一个红辣椒出来那天开始，上万商贩蜂拥而来。香溪镇本来就是个大镇。两年前一个叫纸房的地方因为开采金矿，把山沟里的人全都迁到镇上来了，每家一笔不菲的搬家费，那些年轻人也是敢花钱的主。在离香溪仅两公里的地方搞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山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工程还没动工，水库下面先立了一块巨大的牌子。画面气势恢弘，湖光山色的前面坐着两个帅气的男士，一位身着运动服，脖子上挂着毛巾，看样子刚打完球回来，桌子上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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