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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