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经常去绍兴吧？”

介子修答：“记不清次数了。”

“鲁迅故居也经常去吧？”

“也记不清次数了。”

我笑起来，子修也在笑。

我心想，你已经去过那么多次了，还陪我去，这不是很难受吗？早想到这一点，我应该自己去。因为我有经验，单位上每当有客人，都没人愿意去陪，那些所谓的景区，实在由于去的次数太多而心烦了。客人因为好奇，什么都要细细看，慢慢走，这就让陪的人双倍地心烦。心烦却又不能表露，还要时时做出热心的样子，那就是三倍的心烦了。这么一想，我这不是自讨没趣吗？我想把这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看子修如何回答。但这无疑太下作了，人家好心好意地陪你，你竟然故意让人家为难。

我说：“我还记得《秋夜》里的前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介子修说：“我学写作的时候，把鲁迅的所有文章的开头都抄了一遍：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着一支小青虫，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飞机似的。”这是《春末闲谈》的第一段。

“你和我一样啊。”我高兴地说：“但我抄的不是鲁迅的文章，我抄的是所有我喜欢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开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我除了抄开头，还抄那些写爱情的段落，因为我老是写不好爱情。”

说到文学一二的事，子修的话多起来。他说鲁迅的小说他最喜欢的不是《阿正传》也不是《狂人日记》，而是《铸剑》，读了好几遍。他无比感慨地说：“宴子敖替眉间尺报仇，为什么非要用眉间尺的头，他另外找个人头不行吗？”我说：“这有两个说法，一个在小说之内，另一个在小说之外。宴子敖必须吸引大王走近大金鼎，才有机会斩下他的头，这就需要眉间尺的配合，如果不是眉间尺的头，而是一个随便什么人的头，他不但不会唱歌，而是要告密了，这就报不了仇。小说之外的说法，是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一句话，他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绝不会想到用别人的头去替代眉间尺的头的。”

介子修说：“我喜欢第一种说法。这篇小说本来是非常残酷而又血腥的，但读起来，又处处是幽默，想笑笑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

“是啊，的确是篇好小说。”

不知不觉间，到绍兴了。鲁迅故居门前那条街正在改造，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去，只能停在咸亨酒店门口。已经不是鲁迅写的那个咸亨酒店，而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

鲁迅故居、鲁迅陈列馆、三味书屋三处，我们先看陈列馆，最后是三昧书屋。子修一点一滴，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解，估计专业导游不及他十分之一。因为他是上虞人，对当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对先生的著作又是熟读数遍了的。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如若不然，就用他给我说的逸闻趣事，就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有四里路，原以为鲁迅故居离三味书屋也应该有三里四里，没料到只隔了一条小河，距离不到一百米。鲁迅刻在课桌上那个“早”字，如果不是为了给父亲抓药，肯定是不会迟到的。还有百草园，想象中，怎么也有好几亩地，那么丰富，那么富有诗意，其实不过是一小块菜地，也就七八分地吧。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的时候，分到我头上的稻田是一亩七，旱地三亩八，在土地稀少的地方，差不多是个小地主了。

感觉这一天过得相当快。从三味书屋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子修说，还有点时间，干脆到兰亭去看看。兰亭这个地方，不大像一个旅游景点，有些野趣，更像一个乡村。在书法展览馆，各个时期的大家作品琳琅满目，但我能认得的字却没有几个，我对书法也是一窍不通。他不知道，我到任何地方游玩，是最怕认字的，能背诵的诗词还能“认”几句，别的嘛，它们认得我，我认不得它们。子修一幅幅讲给我听，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让我大开眼界。

第二天在乌镇，我因为对茅盾的作品读得太少，更是不敢开腔，全是靠介子修说给我听。他没有半点勉强，更没有半点不耐烦，我庆幸昨天在车上没把那种想法说出来，否则太伤人了。

回到杭州，我想请介子修吃饭，耽搁了人家两天，实在不好意思，而且经过两天的接触，觉得这人够朋友，没有一点商人的影子，倒像一个真正的文人。介子修抱歉地说，他没时间了，公司有非常重要的事等着他。他说他也还想和我聊聊，但的确不是一般的小事，非他回去不可。

分手的时候，介子修笑了笑，说：“郑老师，我见过的编辑、记者也不少了，你是唯一没有和我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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