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多少岁？七岁还是八岁，或者十二三岁？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年生产队一百斤谷种不见了，公社成立专案组挨家挨户搜查，虽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恐慌，他们在队干部家查得尤其认真。我很担心那些满脸杀气腾腾的人从我家查出点什么来。专案组在冉姓坝查了半个月，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有一天高家山的“二狼神”从冉姓坝路过，他衣服上沾满了谷子，有人便说谷种是他偷的。其实“二狼神”是一个智障，个子又瘦又小，脸永远是红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哪会偷什么谷种。专案组把他抓起来，还没打他就哭，自始至终也没说清他身上的谷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事就这么了结。父亲从此再也没当过队长，因为他要承担保管不善的责任。母亲曾指桑骂槐地指谪过什么人，说他陷害父亲，当时觉得她很有根据但又由于什么原因不便说穿。

“是我偷的。”父亲说。

“沙田湾陈贤文，你还记得不哇，没劳力，成分又不好，家里断粮好几天了，仓库里除了谷种一颗粮食也没有，公社的救济又轮不到他头上。他们继续查下去，非查出来不可，因为能开粮仓的就我和会计。正好那天‘二狼神’路过，我便撒了些谷子在他身上，他是个憨憨，别人不会对他怎样。”

“我妈骂的那个人是谁？”

“什么人也没有，她骂浑天，扯南天盖北网。”

“她知不知道是你偷的？”

“她到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修水库的时候好多人都对你不满，没吃的，劳动强度又那么大，叫人的确受不了。”

虽然当时岁数还小，但怨恨的脸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父亲说：“你以为我想那样做，不修水库就要派我们去高家山修大寨田。全公社的人都去了。他们在高家山修的田现在还在，从修好那天起就没种过水稻。可我们的水库修好后就一直发挥作用，百天大旱那年，别的生产队种的稻子都枯死了，就冉姓坝没有受闪失。”

我暗想，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一辈子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他做的事换成我，我恐怕一件也做不好。就我所面临的生活而言，似乎只要洁身自好就已足够。而实际上，有时洁身自好这样的词也成了装饰品。

我已经吃不消了，汗流得太多了。

父亲说：“看来你没我皮实。”

“真的没事？”

“没事。”

我说那你再蒸一会儿，我先去搓背，你蒸够了就出来。我把往哪里走强调了三遍，出门往左拐就能看见我，问他记住没有，他像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小学生一样高声说：“记住了。”

我躺下后就叫搓背工快搓，我不喜欢跟搓背工拉家常，我非常讨厌那种居高临下（即使语气里没有，心里也会有）的说话方式。我见过好多搓背的人，一躺到床上就和搓背工说话，是哪里人，月收入多少，有时甚至还互云认老乡，看上去似在关心搓背工的生活，其实不过是小人得志后的小小的得意而已。一旦换上衣服，认出一个比他收入或职务高的人，他的语气马上就会加入一种低贱的可怜巴巴的成分。

我叫搓背工再快一点。我不放心父亲，怕他蒸的时间太长了蒸出问题来。结石不痛的时候看不出是个病人，但他的体质毕竟大不如前了。

爬起来后，没有看到父亲。另外只有两个人在搓背，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父亲。我忙钻进桑拿房，也不在里面。我转一圈，看见他又泡到大池里去了。

“还想泡？搓了走吧。”

“刚才我过去了，没认出你来。”

“只要有空床，你躺下去就有人来给你搓的。”

我站了一会儿，父亲没起来，我蹲下去，想告诉他泡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蹲下去就像拉屎一样，那个东西吊着也不雅观，我立即又站起来。

“走吧！”我说。

“我不想搓。”父亲说，难为情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明白了，他不好意思让那些搓背工给他搓。

“那我给你搓吧。”

我和一个搓背工商量，活由我干，工钱算他的，他迷惑不解地答应了。

说实话，因为从没有认真打量过父亲的身体，当他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也不大自在。脖颈上松弛的皮肤全是鸡皮似的小疙瘩，左乳旁边有一块痣斑，上面长了几根枯草般的细毛；凹陷的肚子能卧下一只母鸡。再往下，那个东西无法形容，又长又软，给人脏兮兮的感觉，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产生这样的联想：我的出生正是和这个玩意有关。诗人聂鲁达把母亲的那个东西说成是黑色的太阳，父亲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呢？再过几十年，我自己那玩意也会变成这副样子，蔫巴巴的毫无战斗力。

“重了吗？”

“不重，正合适。”

“你闭上眼睛休息，我慢慢擦。”

我觉得这些联想是不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可是……还是说出来吧！父亲曾经有一个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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