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民告官的事情屡见于书，根据记录在册的，基本上都告赢了。这告官之风其中以京城最盛，京城民众眼界开阔，普遍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民权意识也在萌芽，丝毫不畏惧告官。

癸辛杂识里载一段有趣的诉讼，南宋时期一个叫方回的官员在旅店与自己的婢女白日宣，因为床震太大，将一侧人家的壁土都震落了，那户人家也不客气，当即就将方回告上了衙门，最后以二人私了结束。

这个还是小事，北宋初年更是奇葩事情频频发生，不但告宰相，还敢告皇帝，告宰相一事宋史有记载，这事发生在宋太宗初年，汴梁布衣马周也不知道是脑子犯抽了，还是什么平白无故的状告宰相李昉不思进取，燕云未复，却整日里赋诗宴乐。事情闹到了宋太宗那里，太宗裁定马周有理，罢免了李昉的宰相将为右仆射。

曲洧旧闻里则记载了，仁宗年间，一位富民到开封府告状，称自己家“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能够在禁中发出“指挥”者，不是皇帝，便是太后、皇后。

也就是说，这位到开封府告状的富民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就是控告皇帝强抢民女。当时的开封知府叫做范讽，史书上也没有记载他是多鲠直的官员。他当时只问了一句：“汝不妄乎”

富民说：“句句属实。”

范讽便说：“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

马上就入宫面圣，向宋仁宗要人：“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

宋仁宗说：“听皇后说，宫中近日确实有进一女，姿色颇佳，朕犹未见也。”

范讽说：“果如此，请将此女交臣带回。”宋仁宗表示同意将那女子送回去。

范讽说：“臣乞请，现在就在这里交割此女，好让臣马上带回开封府，当面交还那位诉者。否则，天下人恐怕就是诽谤陛下了。”

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一名毫无背景的东京平民，在儿媳妇被人接进宫之后，敢跑到开封府告诉。而接到诉状的知府也不忌惮被告乃是皇上，立即就去找宋仁宗，请他归还民女。除了仁宗朝的政治氛围是多宽松，也是因为宋朝皇帝官员都爱惜羽毛，对于民间议论始终怀有一个敬畏之心，更重要一点是，宋朝民众也不尽是些懦弱愚蒙之辈，越是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越是如此，故而这些案列也大多发生在京城，江浙、江西这些经济发达或者文运荟萃的地方。而四川广东这些地方鲜有耳闻，更别提临近金国交战的两淮之地了，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此礼。

虽然记录在案的都是以民胜官败而结束，但真实情况则不是这样的，民告官败，平白无奇，民高官胜，那才是新奇之事，所以才会记录在案。宋朝政治宽松，人文荟萃，但并非天堂，他拥有各方面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基础，但始终不得其门，赵峥要做的就是打开那骟门，告示大宋门后有什么。

南宋颁布了越诉法凡官员有徇私枉法、横征暴敛等等事情，民众皆可越级起诉。如此神奇，可惜生在了南宋，要是北宋都还好一点，南宋奸妄辈出，权臣肆虐，致使这把利器蒙尘。赵峥现在就是要擦干上面的灰尘，让着利剑出鞘。让宋朝也感受一把运动的滋味。

赵峥在湖州城有意公开身份，然后亲自前往湖州府衙，诉讼乌程知县吴德志贪赃枉法，公然置朝廷法度于不顾，击鼓鸣冤而不顾。除此之外还有乌程县丞，推官等等一众官员。

吴德志的黑材料自然是弘治禅师提供的，皇城司就是干这个的，只是以前皇城司为史弥远控制，吴德志又是史弥远的人，所以皇城司才充耳不闻。

经此一役，湖州城大动，纷纷围在衙门外见识赵峥这位当世神仙，反而对赵峥正在进行的事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国师游戏人间之举，国师能做，不代表万民能做。

马世雍坐在大堂内，屁股只敢坐半截，挨着板凳，国师在堂下站着，他哪敢坐下，吴德志的黑材料祥实，物证充足，逻辑清晰，又有人证。

废话，国师一声召唤，那些行贿的商人，平民怎么敢不来，不说事实，就算是诬告也愿意。国师为民除害，他们也不能再为虎作伥。

赵峥的黑材料也不简单，什么都没有忌讳，与吴德志关联的官员达数十人，赫然就有马世雍。

吴德志当堂面对赵峥的质问，控诉，都老老实实的回答，一概承认。

“吴知县，你于绍定二年，五月中旬，送玉石一对，黄金五十两与湖州知州马世雍，可有此事。”赵峥厉声问道。

马世雍在堂上不断擦着汗水，先吴德志承认道：“本官可以作证，确有此事”国师既然愿意这么玩，那就只好陪他玩，大不了他马世雍丢了湖州知州的差遣，辞官奉词。反正宋朝不杀文官，只要将案件的范围限制在湖州就可以了，所以要尽早结案，不让案情捅到临安去，到时候污了朝廷的脸面，说不定朝堂一下狠心杀两个官员就可怕，此事一开头可就管不住自己的刀了。

赵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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