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也许并不很欢乐，但是为什么要呢：

其一，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都傲然屹立于民族之林，进入近代我们曾经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在这,要强调一点，这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在里面，与某个民族、某个朝代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的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在世界上落后了一大截，经受了各种屈辱和苦难，那些侵略者为了更好地压榨和奴役我们，对我们的山川物产进行了调查研究，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复兴，虽然这些打着“科学”名义而来的人并不是很高尚，但是我还是要纪念他们，他们也在我们民族在黑暗中摸索出路的时候点亮了启蒙和科学的火炬。另外，已经离开了生物学的工作领域，但是还是希望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新发现物种定名的时候有中国人的名字。

其二，当今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和谐友好，有些不怀好意的“朋友”和“邻居”虽然不在敢明火执仗的来劫掠我们，但是他们依然贼心不死，就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类“友人”，就不说当年在野外实习的时候“一不小心”弄坏过这些“友人”“一不小心”“遗落”在某些地理坐标定位点的无线电微型通讯设备。

其三，回到这次的题目，科学无国界，但是我们要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义，也许在我们眼里我们掌握的一些信息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他们落到有些“友人”的手里就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损失。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伏契克

不知道是不是受某些欧美影视剧的影响，比如《档案》之类的，在很多朋友的心目中主流学界、官方机构似乎是奇异动物研究中万年不变的反派角色，他们古板、顽固、抱残守缺，有时候为了掩盖“真相”成为了少数掌握真理的英雄的绝对对立面，他们甚至为了掩盖某些神秘动物（可能是水怪、野人等任何奇异生物）的真相杀人灭口、颠倒黑白。

但是现实中真的是这样么？也不见得，那就让慢慢道来：

其一、除了掩盖真相还是掩盖真相的“官方”。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奇异生物调查是政府主导的，而且还是一直被认为是各种落后、各种封闭、各种独断的中国政府主导的，我想很多人会惊讶的下巴脱臼的。在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政府部门多次联合军方、科学界、地方政府等多方力量，甚至还有民间人士的参与，对神农架地区的野人问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虽然最终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是经过多次的系统考察，使得我们对房县和神农架林区的生态情况和野生动物分布有了详尽的了解，虽然考察的对象野人依然是虚无缥缈，但是羚牛、白化熊、金丝猴等一大批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进入了公众和科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收获颇丰的，而且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可以轻易的从很多渠道获取。这仅仅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纵观全球，政府主导的科学考察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我们都能够从这些考察活动中得到非常严谨、客观的资料，这能说是政府掩盖真相、颠倒黑白么？

其二，除了古板僵化还是古板僵化的“主流学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主流的科学家都是古板的、抱残守缺的。殊不知，经过千百年的的发展和积累，现代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严谨的、规范的研究模式和体制。以野生动物学为例，在确定一个研究对象之后，首先要对研究对象外围生态、生活区域、习性特征进行研究，逐步深入到获取研究个体，对其生理与解剖学特征进行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模式样本。试问、这种通过前人总结归纳的、被普遍认为合理的研究模式和仅凭几根毛发、几坨便便、几个脚印和语焉不详的目击者就三分钟热血的研究模式相比，哪个最能让我们信服呢？

其三、除了未开化还是未开化的“不明真相群众”。总有人说在奇异动物研究过程中，普通群众底下的素质和愚昧的心态阻碍了真理的被发现。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野人研究过程中，“猴娃”曾繁胜的案例可谓轰动一时，但有很多人指责“猴娃”的家人朋友对调查研究的不配合的态度，但是这些朋友们想过么？作为“猴娃”和他的亲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弱势群体，从人道主义和基本的社会伦理出发，我们还能苛求他们什么？假如您就是科考人员之一，您会面对“猴娃”的母亲——一个饱经风霜的农村老奶奶问得出：听说你被野人捉去了，还给野人生过孩子，您能讲讲详细的经过么？不否认有不近人情、冷血的人，但是不是这种人。

其三，除了掌握真理还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人（或r）”。对于这些人（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很佩服他们的激情和胆略，还有他们那种对知识的渴望。但是，有时候做事情，光凭一腔热血还不够，还需要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曾经看过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说的是一些爱好者在德克萨斯的森林里面通过播放所谓野人叫声的录音来寻找传说中的野人的故事，那里面一个狂热的爱好者甚至已经给野人确定了两个亚种（俄勒冈亚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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