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苏联二战后人员伤亡很大，劳动力十分匮乏，尤其是与我国邻近的中亚地区，那里本来就处于帕米尔山结之下，地旷人稀，许多牧场、农场无人开发。

事在人为，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以前若干年我们有种思潮，每当谈到人口，往往觉得是一种负担，但相反的是，人口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

因为不管是生产消费，还是保卫国家，人口少了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六十年代初，正好中苏关系遇冷，所以苏联就盯上了中国远疆地区的人口。

因为苏联经济条件较好，而我们这边生活困苦，还在不停搞这类那类的运动。于是克格勃特务趁虚而入，他们渗入西疆，鼓动许多边疆民众自称苏联侨民，要求“返乡”。

苏联中亚地区的广播电台也开始用当地语言播放节目，宣传美好的“苏式生活”，加强对老百姓的吸引力。

在这种长期的鼓动下，一些另有图谋的官员也开始迎合苏联，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当地部队的将军，他们投靠苏联，煽动百姓前往苏联，“寻找美好生活”。

一九六二年四月，许多老百姓在心怀鬼胎的人组织下，纷纷涌往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巴克图口岸，要求乘车前往苏联，并与边防战士发生了冲突。

苏联那边也推波助澜，他们还开来了几辆汽车，就停在国境线那边，等着这些人一过境便随时接走。

人留得住，人心留不住，何况直接跟苏联正面冲突也不是上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政府于是采取了“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三不”原则，把选择权交给群众自己。

这是一场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偷渡活动，这是一场赤裸裸劫掠人口的行动。

就这样，在短短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在西疆三千公里边境边境线上，大概有六万多当地百姓，他们牵着牲畜，带着全家老小，背着在国内的财产，滚滚涌过边境，涌往苏联。

而苏联方面做得更绝，他们白天用广播引导，晚上还打开探照灯，替这些人照亮偷渡的道路。

这就是不太著名的伊塔事件。

也许有人说，才跑了六万多人，也不算什么。

但要知道，当时西疆本来同样地广人稀，所以经过三天三夜的非法迁徙，许多县城真是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许多乡镇甚至整个村子都空无一人。

没有了人口，那不光当地经济迅速崩溃，而且边防安全也面临着危机。

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宁，政府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二十世纪的“屯田”工程。许多内地人也在号召下，以各种方式来到新疆，并在这里定居。

喀拉亚吐尔村原来有五百多人，但他们都在伊塔事件中逃往了苏联，所以村子就成了外迁人员的定居点之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些因为一时之利偷越国境的老百姓，其实被苏联利用之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补充劳动力之用，所以大多数都被安顿在中亚地区，在农场和工厂做工。

转眼到了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许多地区陷入混乱，别说吃饭，就连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

一九九二年，霍尔果斯口岸。

边防战士看到国境的另一边又涌来了滚滚人流。

这些人就是当初的偷渡者，以及他们的后代。

他们一共三万多人，打着标语，喊着口号。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国！”

他们喊着，闹着，但最终还是被武警战士拒绝进入国境。

当初你说要离开，离开又离开，现在你说要爱国，就要跑回来。

——你们难道是开超市、卖地球的吗？

这就是伊塔事件的余韵。

所以，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喀拉亚吐尔村的村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村民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都在南边的一个名叫“亚吐尔”的农场工作。

到了八十年代末，因为人工开垦破坏了环境，沙漠日渐南侵，农场的经营已经难以为继。村里的生活十分困苦，许多村民开始陆续离开村子，经过十几年的变迁，现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人了。

考古队来到喀拉亚吐尔的时候，正是村民逐渐外迁的时代，所以留在村里的年轻劳力并不多。

所以，当考古队准备西入沙漠的时候，尽管这份工作比较危险，但因为临时工资较高，许多村民都纷纷报名，希望能被选中。

最后经过闻牧山的拣选，十个村民被选中随队西进，他们分别是——

王土大，原名王远良，当时三十五岁，是十个民工里年岁最大的人，但他身强力壮，干活儿从不偷懒。他在村里是有名的“一根筋”，脑回路从没有转弯这个选项。

王远庆，是王土大的叔伯兄弟，当时二十二岁，是村里有名的“小老头”，整天就喜欢趴在村口石碾子上，跟一群老头聊天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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