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样，近畿诸侯都奸得能骗鬼，如何肯早早站队。

其实如果不是维新派得力，庆应凶作早在去年就酿成大祸了。可压制了一年后的爆发，这次粮食危机显得更加凶恶。

而勤王军放粮，那是狡猾的很：

大坂是定量按人头分配，凭票供应；

至于商人想倒卖，可以啊，不过你要说清楚，准备卖到哪去？

如果是近畿御领，那对不起，需要当地代官前来接洽，算好份额之后才能委托商人运输；

至于是诸侯领地，那空口无凭，得大名亲自出面啊。

什么信纸，这玩意根本显示不出诚意，正好勤王军运来的粮食不多，等有诚意的买购了再谈好了。

啥叫凶作，就是大饥荒啊。

有粮才能救命，因此就算诸侯自己能吃饱，只要不是傻的，那也得乖乖到大坂来低头巴结。

可到了大坂后，还不肯合签勤王书的诸侯，那肯定是白来一趟啊。

因此上了贼船后，诸侯那是比直秀“勤王”还着急，尽催着直秀赶紧上洛，别大意之下被对手翻盘。

翻盘？

怎么可能！

直秀胸有成竹，当然不肯鲁莽行事。

如今马上是席卷天下的底定时刻，手握必胜之法，那还不得可劲地营造声势。

俗话说的好，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

诸侯们看劝不动，还慌了一阵，觉得勤王军得意忘形吃枣药丸。可他们随后发现，到大坂的粮船络绎不绝，这才纷纷转而称赞直秀高瞻远瞩：

只要粮食管够，那还担心啥有的没的。

就凭能让人吃饱饭，在庆应凶作这个时候，根本就无敌了啊！

别说勤王军出动了，只要给够粮食，光凭近畿诸侯就能嗷嗷叫地攻下京都！

虽然奉承听的爽，不过直秀可没昏头，他停留在大坂，除了尽量分化对手和造势外，其实也是在等各方盟

友上洛。

说到底，直秀根本不是真的为了中兴幕府，他想搞的是扶桑近代化，因此何必抢这个风头呢。

于是，尊王军不肯主动进攻，而庆喜派的兵马，在伏见、鸟羽几次被击溃后，京都也老老实实起来——打不过还能怎样？！

尊王军传檄天下，小朝廷和庆喜一系也玩命地发敕旨请诸侯上洛护驾，因此，愿意蹚浑水的，都陆续上洛。

直秀的态度很坦然：

愿意留在大坂的，欢迎；愿意去京都的，也可以，甚至途径大坂附近也成。

至于可以带多少兵上洛？

没关系，多少随意。

可世上哪有傻子，只要是从伏见、鸟羽街道上洛的，都老老实实地把随行兵马控制在两百以内。

这个是因为，一个是庆应凶作，大家就算想折腾也没那个力气；而另一个的原因，则不说自明：

别人说啥你都信啊，允许上洛就够可以的了，还敢带大兵走伏见、鸟羽，这不是没事找揍么！

十一月二十日，名义上的幕臣第一人，政事总裁庆永一行终于到达大坂。

他这个政事总裁，还真不是维新派自封的，因为大御所家定复出，庆永的役职那是正大光明得来的。

至于家定，他也跟来了。

本来，家定这些年过得舒舒服服的，根本不想出面折腾——当将军时他就怠政，后来又轻易让位给家茂，人家根本就不管什么江山社稷，只要自己爽就完了。

但庆永一席话说服了他出面。

庆永是怎么说的呢？

“如今扶桑巨变。大御所您不出面，那风头尽为愚者所得，如此日后恐怕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这句话说的合情合理，庆永说的是，“我没异心，可你不出面，我还风光无限，最后这天下是谁的，那可就不好说了。”

家定虽然混账，可混账也有个限度啊，因此他就御驾亲征了。

说起来，勤王军十月二日在水户那珂凑登陆，到当月二十日维新派得到江户臣服，这短短期间就大获全胜，和庆永、家定的关系也很大：

庆永这人呢，在治政上有些天真，说起来不是枭雄之资。

但问题是，只要有的选，谁愿意给枭雄当手下啊，不怕狡兔死走狗烹么。

因此，庆永十月五日入江户城，不久之后幕臣就降服了。

当时他严辞质问酒井忠绩等人，要求其解释：

为啥维新派一倒，庆应凶作就爆发了？

还有为啥同意洋人改税，甚至还要以虾夷地矿产为抵押向洋人大借款。

这些干的都是什么烂事？！

说实话，光凭义正言辞，酒井等人怎么肯束手待毙。

实际上，因为庆永和维新派幕臣的风评不错，所以酒井等人在发现自己亦然众叛亲离后，这才相信了维新派的宽大条件。

不是庆永这样的老实孩子，恐怕换个人来，酒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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