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的一揆和米骚动

（资料来自《扶桑近代史》及各种论坛。）

1859年7月扶桑三港开埠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活迅速恶化，农民一揆和町民米骚动次数由此剧增：

较大规模的一揆，1860年发生43起，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以往。

上一次一揆高峰发生在天保凶作(1833年—1839年)时，据黑正岩《农民一揆年表》统计，每年一揆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

更要命的是，以往一揆是“越诉”，也就是让幕府、诸侯治政者放清盘剥，可幕末一揆，已经不玩这个了，农民在极度失望下不再相信官府，直接提出了”改变世道“——要求原官府彻底倒台！

而且呢，以往是抱团申诉、抗税抗捐抗役，这回可猛多了，发展到最后，杀代官不说，还烧毁“检地帐”、私分土地，开始积极自救起来。

其中非常著名的是，1864年常陆、下野方面的大一揆，1866年兵库、西宫的骚动，同年的武州大一揆、信达一揆——1866年的一揆蜂拥，有当年幕府二次征伐长州大肆加税加役的额外因素。

从1860年到1868年，成规模的一揆每年平均发生32.5起,而且中后期幕府直辖地”御领“也被卷了进来——以往因为幕府对御领征税较轻，加上御领多半是富庶之地，所以当御领也大规模一揆后，就证明扶桑当时开始彻底崩溃了。

农民如此，町民也过不下去了啊，所以米骚动也时有发生。

1865年—1867年，大规模的米骚动平均每年发16.6起，同样超过了天保凶作每年7．2起的频率。

一揆和米骚动频发，侧面证明了幕末扶桑的窘迫。

当时财政崩溃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有两件事可以说明：

第一件，农民一揆频发，一直持续到明治九年(1876年)六月——之后不是没有，而是少了，因为当年签署了《江华约定》，之后扶桑开始大量从高丽购买粮食，缺粮困境得到了改善。

第二件呢，则是诸侯都绝望了，好多自认没办法可想了。

1869年，新官府下令”版籍奉还“，1871年提出”废藩置县“，1872年”废藩置县“完成。

这样剥夺领地的”恶令“，居然有很多诸侯欢欣鼓舞——当然，当时新官府武力压制是有的，但真的有大名真心诚意的交换领地。

原因呢，就是财政实在恶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所以交给新官府，让别人操心挨骂去吧。

顺便提一下，幕末除了人祸，天灾也相当多：

首先是地震。

当时扶桑又进入了地震高发期，从1853年的”豆相参远大震“开始，1854年近畿诸国地大震、东海、东山、南海各道的大地震兼海啸，1855年11月江户大地震，1858年飞、越地震......1872年7.1级的出云大地震。

作为地震之国，能留下记载的，都是6级以上的大天灾。

而且呢，扶桑又是台风之国，当时留下的记载不多，可能相比地震造成的危害要小吧。

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根据merlin找到一条记录，1860年佐贺藩受台风灾害，损失惨重，一向富庶的藩财政立马吃紧。

加上半算人祸半为天灾的大火，比如1859年江户城大火灾、1863年江户城大火宅，1864年禁门之变造成的京都大火，反正幕府也好，扶桑民众也罢，倒霉的事情是特别多啊——江户城大火后的修缮费用，最终还不是要老百姓承担。

而且呢，西洋人带来的疫病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

因为西洋人增多，1858年、1862年，扶桑爆发两次大规模霍乱。

有记载说，1858年霍乱大流行时，仅江户一地从当年7月27日到9月23日的50多天中，有28万人到各寺院办理丧葬(此数字难免有夸张成分，且也包其它原因的死亡)，也有“死亡者120，578人”、“八、九两月间死亡31，229人”的记载，反正“因霍乱全家皆亡，绝嗣、死产者数不胜数”。

有文章说，幕末江户可能有50%以上的城市居民携带梅~毒——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开港前扶桑对此病没有判定手段，所以不能完全归咎于西洋人，有可能是之前没发现。

顺便提一句，据说扶桑第一次检查大规模检查此病，是当时任长崎奉行的冈部长常主持的，方案提供者是松本良顺（顺天堂佐藤泰然的儿子）——万延元年（1860年），幕府在长崎实施对该病的大规模检查，对象则是当时的游女，原因是洋人的要求。

总之，幕末扶桑是水深火热，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

很多学者认为，与其说萨摩、肥前、土佐、长州倒幕成功，倒不如说幕府当时已经被折腾的欲仙欲死，属于自己躺倒任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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