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元年（1864年初开始执行的。

可是呢，相比西洋历1860年亚罗号战争结束后，西洋诸国在中华得到的进口税优惠，这还是远远不如。

最起码，中华开始执行从量税，对工业品来说，这可比扶桑的从价税征的少多了。

之前维新派治政的时候，洋人就开始闹这个。

在当时，以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为首的交涉人员，是以安政五年通商约定中的“两倍条款”为由，把各国公使怼了回去。

至于啥是两倍条款？

就是当年在签约的时候，幕府方面在外国贸易挂江川英龙、长崎奉行小栗忠顺的坚持下，在约书加入了这么一条：

“凡是各国输入的货物，其进口关税，双方采用两倍原则。

对某种输入扶桑的货物，如扶桑取关税比率取一，则对于同样的货物，当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时候，其输入关税的比例，不得超过二。

同时，双方约定，以交易金额计算，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该种货物，其价值不得超过从该签约国对扶桑输入总额。

对交易金额的总体计算，以当年之前三年总额为准。”

对等是不可能对等的。

这个两倍原则其实就是个退让条款，对同种货物而言，不但扶桑的进口关税比签约方少了一半的比率，而且还锁定了享有此权利的交易总额——也就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扶桑输出的只能是同种商品的输入贸易额。

说实话，这个条款，当年双方都不愿意签：

幕府方面，觉得这明显是低人一等；

而洋人公使呢，虽然不觉得扶桑能有能力卖啥东西到自家本土，但对这种有约束的条款，那是天然的反感。

但考虑到扶桑毕竟还不是殖民地，玩蛮横贸易那是有成本的，洋人公使出于自己建功立业的考虑，最终还是同意了。

而幕府呢，在江川、小栗“有约束总比没有强”的理由下，也捏着鼻子认可了——毕竟双方关税一致这种好事，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当年双方都漠不关心的这个条款，如今却成了一个问题：

别看西洋诸国全世界强迫别人通商和降低关税，可自己的关税，却一直在严防死守，比如天竺，如今就英吉利被玩惨了。

其实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前些还没看出来问题，可自幕府1864年大举进行殖产兴业后，根据此条款，扶桑丝绸开始在欧罗巴攻城略地。

唯一的好处是，因为扶桑这几年窘迫导致进口丝绸不多，根据贸易额限制，所以输入还不多，因此没激起多大的问题。

可西洋诸国有远见的人士，纷纷指出，这个两倍条款就是个彻头彻尾地大坑，轻轻松松地就让扶桑打开了欧罗巴的大门。

“滑铁卢之惨败”，这就是各方对此的一致评价。

有了这个“两倍条款”，外国惣奉行堀利熙等人在和各国公使谈判关税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爽：

如今扶桑也在搞殖产兴业，也大批引进了机械进行生产，论人工的话，扶桑可是比你们低多了。

要降低啥种类关税，可以啊，小心日后扶桑搞返销啊。”

虽说，全种类返销扶桑根本就做不到，这可多恶心人啊。

维新派这一失势，诸国公使们就联合起来，要求幕府先废除“两倍条款”，再把从价关税改成从量税——维新派熟悉各国形式，颇有软硬不吃的姿态，换成这些只会对内作威作福的幕臣，说不定就能偷袭一把

这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而且“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扶桑攘夷之风又开始高涨，这打压一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假币是洋人受委屈不过的抱怨，改税是无事生非、得寸进尺，这两样做不做的到，可能都有得商量。

但定期开港，则是公使们势在必得：

本来根据安政五年（1858年）的通商约定，继长崎、神奈川、箱馆开港后，新泻港、江户、大坂和濑户内海某地，应陆续开埠——和横滨代表神奈川一样，兵库港当时并非是指点地点，反正是濑户内海靠近近畿那一块地方就可以。后来幕府和西洋人商量，才选择了兵库。

时间点呢，新泻是西洋历1860年1月1日，江户是，大坂和兵库则是。

新泻因为港口条件不行，之前各国公使都同意延期。

而拖到了今年庆应三年（1867年），这些地方都没有开埠的原因，则是文久二年（1862年）伦町约书的功劳。

文久二年，幕府使团在欧罗巴与各国交涉，以西洋历1859年7月1日三港开埠以来，扶桑物价飞涨导致民生艰难及攘夷盛行为由，通过减税承诺等条件，换取了延缓开埠的同意。

可延缓不是取消，根据伦町约书，两港两都应于1868年1月1日正式开埠。

而这个日子换成和历，那不就是庆应三年十二月七日嘛。

按照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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