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费用，居然是给幕府经办武士的回扣，结果所有的刺刀都是粗制滥造，根本不能用。

可帮自己调查此事的好友大目付驹井朝温，居然愣是被转任了，此事后来也仅仅处罚了几个小卒子，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后，大占上风的幕府加快了殖产兴业的步伐，因此小栗忠顺更不能容忍这些尸位素餐的旗本：

为了筹集款项，幕府不但向各家豪商摊派，甚至还增加了町人、百姓的赋税。

而且为了联合诸侯，很多项目也向他们打开口子集资。

这要搞砸了，首倡此事的小栗家粉身碎骨不说，恐怕幕府的根基也要被大大地动摇。

因此呢，小栗才上书要求“原领奉还”，希望借机清退大量的冗役提升效率，同时也减轻幕府的人员支出。

当时直秀苦苦劝阻，可好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愣是没拦住——小栗他老爹忠高气得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结果呢，小栗是爽了一把，可之后就被从勘定奉行调任，虽然江户南町奉行的位置更高一点，但明升暗降谁不明白啊。

要不是顾忌他是殖产兴业的领军人物，恐怕小栗早就被打入另册了。

而且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幕臣对殖产兴业搞维新的警惕。

再加上前一年“葵祭之变”后，幕府在明面上重新占据了上风，这艰难时局过去了，难免有人另起心思。

因此此事后，维新派开始由春风得意变得被动——所谓的维新派，就是文久三年（1863年）《扶桑殖产兴业建白》被正式提出后，扶桑各方对支持此事势力的称呼。

维新派首领，政事总裁庆永，从此开始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下面的人阴奉阳违，他多数时也无可奈何。

本来“葵祭之变”后，将军家茂对维新派信众异常，幕府内部也对维新派寄予厚望，导致当年的局面非常之好：

一直坚定支持幕府的“国是参与”岛津齐彬，被幕府任命为第一位外藩“大佬”，在公武合体之后，开启了幕藩合体的道路。

而政事总裁庆永的谋主横井时存，他提出的进奏院设想，也被顺利通过。从此，各藩都可以派遣有力人士，在江户参与治政议论。相比之前浮于表面的幕藩大评定，这进奏院，可是让诸侯尤其是外样的声音大了许多。

而且呢，幕府还开始大刀阔斧地破除藩篱，邀请诸侯推荐英才俊士担任中低级役职。

比如直秀的勘

定奉行，就是这么来的。

选直秀呢，也是因为他身份特殊：

原本直秀就是德川家的大身旗本，后来虽然儿子茂敏以白主松平家的身份立国，可作为传统的优容手段，他大身旗本的资格被幕府保留了下来。

虽说直秀这种勘定奉行，主要工作是协调诸侯各家配合幕府殖产兴业，不但很多机密不得与闻，而且得自带豆包——白主松前家给幕府的献金献礼，这些费用可比直秀拿到的役料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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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直秀作为事实上的“御连枝大名”陪臣，能深入参与幕政，无疑是幕藩融合的开始。

不是有句俗话么，万事开头难、千金买马骨。

尽管谱代甚至外样大名的陪臣，当时还没有谁能做到直秀这样高的位置，但当时大家都相信，幕府提议的扶桑一致，看起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甚至因为直秀是别样的勘定奉行，除幕府御领之外，负责协调全扶桑各地的经纶，当时还有人称直秀为“天下总代官”。

当时的局面好到什么程度，与幕府接近的诸侯，甚至在进奏院中提议，尽早撤销各家的关所，扶桑内部各家不互相征税！

但因为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提出要“原领奉还”，这样的大好局面开始受到抑制：

首先是，幕府内部开始对维新派提高警惕。

如政事总裁庆永的威望下降，不过是各种各样不配合的代表而已。

其次，很多幕臣开始排斥外来的役官。

这些幕臣，以非旗本不能保证忠心为名，开始排挤少量进入幕府的各家陪臣。

而且呢，打击面很广，不但外样诸侯的陪臣不得烟抽，连亲藩、御连枝及谱代的陪臣出身的，也开始被各种歧视。

至于吸引新人进幕府治政，那更是变得难上加难了。

比如，日进斗金的横滨劝业银行，本来总裁是庆永的心腹三冈八郎。

可在有心幕臣的操作下，居然通过豪商新入股的形式，居然架空了三冈——难为这些人，居然搞清楚了西洋董事的概念，导致三冈被各路神仙组建的董事会搞的焦头烂额。

至于幕藩合营的横须贺制铁所，倒是逃过了一劫。

这是因为，1867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从1864年开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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