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以南桦太立国为始，直秀势力开始介入幕政。

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咸亨洋行的话，北地对幕政的影响是被动地，虽然稳定了虾夷地、遏制了鲁西亚南侵，顺便减轻了幕府对北地的投入，但总体上是闭上嘴默默干活。

而在此期间，就算预示过地震、暗示过疫病流行，但直秀一系还是挺老实的，从未对北地之外有过任何建白——也就是说，北地重未公开表明过自己的治政立场。

苟神为王道，本来直秀一系还想继续闷声发大财，但四月十一日，老中安藤信行被罢免，接着物议矛头直接指向老中首席久世，这个直秀可忍不了：

德川幕府的内部正式分裂起于调和派的失势，也就是安政四年（1857年）阿部正弘的退隐。现如今，好不容易又有个调和派久世当了首座，怎么滴，也要迫使其辞官，这难道要赶尽杀绝不成？

“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别老瞎折腾，这治小国的道理也是一样，如果没把握，就别轻易把有限的可怜元气都弄没了——当然了，执政者死不悔改或者妄自尊大另说，那样的祸害还是早点搞下去为好。

因此，早就定下保全久世之计的直秀，开始了他的表演：

首先是，儿子福太郎成了国主大名，这样的优势不能不用，因此直秀立即派人送信求救。

说起来，这做人啊，建议最好要公私分明，哪怕是父子也是一样。

如今福太郎做了田安家的养子，名字也成了松平茂敏，所以，茂敏是国主、直秀是家老，这君臣之份已定——虽然直秀最后还是要推翻这个，但现在“在那个山唱那首歌”，在没实力掀桌子前，现有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虽然白主松平家上上下下都是直秀一系的老人，但你不管不顾地就让福太郎依计行事，这么粗暴，父子之间也不行啊——哪怕是实力使然，但竖的好吃、横的难咽，多少最终的翻脸都是从一件件小不满积累出来的，这样的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啊。

再说了，这人格独立是直秀一系的根基所在，轮到自己儿子那也得遵守啊，否则不是自毁根基了么——多少乱入的前辈嘴上喊平权、进步，可遇到大事就自己一言而决之，这份英明神武、百神护佑，直秀觉得“自己没那个命，轮也轮不到我啊”。

于是，直秀写好了信，就让自家的快船赶紧出发。

说起来好笑，尽管在直秀乱入后如今航运业有了明显发展，但为了防止有人借此突袭江户，幕府依然禁止远途客船直接到江户：

远途的西国大名，要在大坂下船，然后走东海道经陆路到江户；

而东国大名，也要经五条街道到江户，直接坐船来是不行的。

高高在上的大名尚且如此，那普通的武士、小民自然更不敢逾越，所以大家往来江户都得腿着。

与之相比的是，西洋人每次到江户都是坐船，对此幕府反而不敢阻挡。

但这种奇葩、扭曲的规定，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

一是客船不行但货船可以啊，我随船压个货怎么啦；

二嘛，则是内外有别，诸侯必须走陆路，而幕府自己人找个公干的名义，说有要事在身，也就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当然了，检查还是要

做的，带大兵是万万不行的，人家浦贺奉行所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以前的白主、箱馆时期，大家都是以上面两条搪塞直航江户，鉴于虾夷地确实遥远，幕府对此也没怎么严查。

这次直秀送信回白主，依然是以货船的名义，结果二十天后，直秀接到国主儿子的回信，“如你所愿，放手大干一场吧。”

此时亦然是文久二年（1862年）五月上旬，结果松平茂敏的奏折一经直秀呈上，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理说，这封上表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威力：

虽然福太郎做的是御三卿田安家的养子，但封国南虾夷地的时候，对外却称作“松平茂敏”，而不是苗字“田安”，这代表其为德川分支，因此并没有田安家的继承权——也就是说，哪怕田安家主庆赖和儿子都死了，福太郎也没资格继承田安家。

因此，松平茂敏作为新任国主，虽然是当红的炸子鸡，但其实也就那样，上个表可以，但想要幕府重视，那就真是自己想多了。

但问题是，茂敏这封经直秀转呈的奏章实在是太劲爆了，涉及到了幕府大势之所在，这不关注不行！

奏章里到底说了些啥呢？

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茂敏装傻充愣提出了小问题，然后问幕府我该怎么办。

而问题确实很简单，就是有关年贡的问题。

按理说，作为正式的诸侯，又不是御领，南虾夷地是不用给幕府纳年贡的。

可大御所家定促成此事可不是为了舍己助人，尚公主使崛家立国成大名，这拉拢之余自然也是有条件的，其中一条就是白主松平家十年内每年要献金三万，其中包括其代管的北虾夷地北部的年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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