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1860年）九月，直秀、堀利熙等人返回箱馆。

在船上直秀就开始追问堀利熙——没办法，他是真的好奇，这箱馆奉行当时都十拿九稳了，堀利熙到底是怎么把它搞没的？

骂万延铸币的人多了，就算你大放厥词——好吧，当面让上官下不了台，这帽子丢的不冤，但直秀还是很好奇，你到底说啥了？

开始堀利熙还愤愤不平、扭扭捏捏，等船到黑水洋，海天空阔，他也放下了心事，一五一十跟直秀实说了：

其实他也不想的，可条件不允许啊——好不容易回到江户，他不得了解一下形势啊，可这一打听，他的肺就被气炸了。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这一通商，扶桑的重要性在西洋诸国提到了提升，因此各国纷纷派遣公使常驻。

万延元年（1860）二月，英吉利公使阿礼国达到；五月，佛兰西公使贝尔库特就位。

按理说，这也没啥，米人特使哈里斯自安政三年（1856）七月到了就没走，更别说兰国商馆都存在二百多年了。

可人与人不一样不是，这英、佛的手段可比米、兰凌厉多了。

这两位公使本来就对幕府不满意，到了之后自然要指手划脚一番：

神奈川开港，西洋诸国本来属意的是浦贺，这地方好啊，是江户湾锁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可幕府也不傻，早早放出风去，说开港之地在横滨，结果洋商和本地商人闻风而动，都跑到横滨圈地，就这么造成了既成事实，让洋人吃了个哑巴亏。

后来，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为免扶桑紧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五品，禁止直接与西洋通商，必须经由江户问屋操办”。

这统销统购的手段一出，更增添了洋人诸多不满——价格上不好操纵了，而且私下的金银倒换也好干了。

等当年五月幕府发行万延铸币，更是从根本堵上了金银倒卖的口子，两倍的暴利就这么没了，西洋人真是闻之伤心听者流泪！

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阿礼国、贝尔库特想抗议或者威胁，但使不上劲啊。

幕府方面出面的外国奉行一个个倒是挺温顺的，但事事都往上面推，啥也做不了主，好不容易见到外国御用挂老中安藤信睦，可安藤说“我也只是个办事的，一切还要听公方样安排”——力不如人，痞子腔可真不是李大人的专利。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没烧起来多难受啊，最后英佛公使一合计，还是要见将军家定，和这些下面的人说不清楚！

当年和历七月，也就是直秀返回江户之前，经过多次恐吓、威胁，阿礼国和贝尔库特终于分别“拜见”了将军家定。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详情外人不得与闻，但根据流传出来的消息，反正场面不太好看。

三叩九拜，扶桑没有，但相关拜见公方样的礼仪也是很不少，可自米人特使哈里斯起，洋人就没搭理过这些，浅浅一鞠躬就算对得起了。

而且估计言语也不太客气，虽然有通译转圜，可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命令式的口吻还用翻译吗！

过后，不但将军家定大发脾气，幕府重臣也都面上无光。

而且阿礼国随后还干件特别吸引仇恨的事情，万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1860年9月11日），他带着老婆爬上了富士岳，据说还对山顶的寺社颇为不恭。

其实，这对阿礼国来说，完全是小意思嘛，他1848年利用青浦教案，胁迫清廷将英吉利松江租地扩大了三倍有余，到1854年与更是联合米、佛，一举控制了松江货物关

口。

富士岳在扶桑是神山，意义非凡，阿礼国此举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不满。

而且，对外通商后江户乃至扶桑各地都物价飞涨，导致这攘夷之声不绝于耳，这英佛公使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火上浇油。

更令朝野不满的是，这对外通商都激起民愤了，可幕府签订的通商约定却越来越多：

延元年六月十七日（186083），扶桑与佛朗基签署了通商约定；

同时，普鲁士、关税联盟及苏亦维亚、弥尔尼壬等国，也在与幕府商谈通商条款。

因此物议大兴，堀利熙也颇受影响——他看直秀在箱馆和洋人打交道不卑不亢的，怎么在江户打交道反而矮人一截了呢？

直秀哑然失笑，这箱馆的洋人他勾结的好啊，几方合力都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幕府顶在前面他才能有活动的余地——真让直秀冲在一线与洋人交涉，他也得跪！这不是手段的问题，是实力差距太大。

而且最逗的是，这番概括居然是出自堀利熙之口，要知道在原本的世界里，这位老哥，就是因为和普鲁士及关税联盟交涉不利，然后被幕府追责，最终羞愤自刃的——罪名就是口子开得太大，跪的多深了！

堀利熙在直秀玩味的眼光里浑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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