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政二年（1855年）发生的幕府高层人事动荡，其实直秀是非常无奈的——从海外归来后，他为幕府做了五件大事，可依然没有改变阿部侍从等人的命运。

这五件大事分别是“阻击鲁西亚”、“警示地震”、“输入军械”、“传播西洋知识”和“开发北地”。

按理说，这些功绩效果非凡，钱上能挽回几百万天保小判金的损失，人嘛，能救十数万，外部局势嘛也改善许多，但幕府权威仍旧受到了质疑，而阿部等高层依然降职的降职、辞官的辞官，这真是令直秀大失所望。

就拿“阻击鲁西亚”来说吧，如果没有直秀，嘉永七年（1854年），“和历九月，鲁舰四艘阑入摄海，京坂震骇，近畿不安。”。

接着，幕府进行了大动员，“彦根藩发兵四千屯京都，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诸藩扼洛外各所，鹿儿岛、熊本兵相率东上。（幕府）又命和歌山筑烦台于加田，德岛筑于由良岩屋，明石筑于明石，命宫津、田边、峰山各严海防，互相应援。”

加上，之前在当年和历六月，“近畿诸国，地大震”，天灾和兵祸搞在一起，雪上加霜，搞的作为精华地带的近畿民不聊生。

可现在，于1854年9月，在白主的指引下，鲁西亚特使普嘉廷带到远东的四艘战舰，加上鄂霍茨克区舰队，都被英佛联军送到海底了，所以这场大祸提前消弭于无形。

至于《扶桑鲁西亚和亲约定》更是无从谈起，关于云雾千岛北部的领权争议也不用谈了。

综上所诉，就这一件事就给扶桑和幕府减轻了多大的压力啊！

至于剩下的四件事，“警示地震”、“输入军械”、“传播西洋知识”和“开发北地”，或是减轻了损失，或是增强了实力，对幕府及相关大名都大有裨益。

可令直秀惊讶的是，幕府高层人事动荡还是如期发生了，这真是顽疾难疗、沉疴难起啊——有这内斗的精力，好好种地、大力发展兰学产业，它不香么？！

至于直秀从内心支持阿部侍从是有重要原因的——虽然很多幕臣都认为崛直秀是老中阿部的人，但直秀知道自己不是。

直秀支持阿部的原因是其人能力非凡——都说阿部是“瓢箪鲶”，治政只会缝缝补补、遇到争斗就想着弥合，但直秀可不这样看。

就算没有直秀，老中首席阿部也一样在1854年挑头发起安政革新，同样提出了37条意见，别的不说，其中有三条是开创性的，充分显示了其人的眼光、手段和魄力，所谓 “软弱”的评价，不过是因为阿部手段高明、施政柔和造成的误解罢了。

“调整京都朝廷、江户幕府、各地大名关系，举扶桑一致”，这第一条举措，直指此时幕藩体系的弊病之处——日后倒幕的先锋，萨摩、长州两家，不就是明面上打着京都小朝廷的旗帜、后边靠着英吉利人的支持么。

而第二条“解散同业公会‘株仲间’，抑制物价上涨，允许各藩自由贸易”，看起来和十一年前天保革新的举措没啥区别，但深思后就可畏可叹——株仲间是商业行会，原本各藩和御领各地的物产都只能先卖给株仲间的成员，再由这些商人继续贩卖。

可畏可叹是因为天保革新解散株仲间是逼不得已，而安政革新是主动求变，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天保革新的背景是“天保大凶作”，大饥荒导致物价飞涨，当时促进贸易是不得不如此；

而1854年可没全扶桑7年大歉收这样的倒霉事情，这是以阿部为首的幕臣主动提出的，是实现“举扶桑一致”的手段，也是团结各地大名付出的代价—— 解散株仲间无疑是大大减轻了贸易

中间的盘剥——实现了“干掉中间商，避免有人挣差价”的梦想，对幕府直辖地御领和各地大名的领地，这无疑是好事。

当然，1851年江户下令回复在天保革新中解散的株仲间时，当时各藩的豪商也有许多加入了进来，不再是幕府控制的商人一家独大。

但毕竟大多数成员还是御领的豪商嘛，所以幕府主动解散株仲间，诚意满满！

最让直秀敬佩的，还是阿部的魄力。

“幕府大力学习西洋技艺，奖励各地大名和民间举办西洋产业”，这条法令可是距离《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签署不到半年就提出来的！——要知道，洋务运动的提出可是在中英南海之战后的第十九个年头，就算扶桑船小好调头，或者自有国情如此，但半年和十九年的差距也忒大点了。

然并卵，被直秀寄以厚望的阿部侍从，最终还是让出了老中首席的宝座，所幸还是专管财政与农政的胜手方，算是差强人意吧。

不过，和倒霉了的阿部侍从不同，直秀却在这场风波中毫发无伤，要知道他可是被外人认为是阿部铁杆的。

据出使江户的英敏说，当时确实有人要弹劾直秀，但很快就平息了，原因据轮值到江户奉公的长崎奉行小栗忠顺说，这是因为几方大佬都不同意：

直秀的生涯有个大“污点”，那就是他曾留学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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