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的出现，引发了参与风说书讨论的幕臣的普遍猜疑。

齐昭一向与公方样家庆不睦，有传闻齐昭私下对心腹评论家庆为百无是处之人，而家庆也对这位作风强硬的御三家大名一直保持着警惕，认为其“野心昭著”。

德川齐昭（1800年—1860年）被后世称为始乱天下之人，这位德川家的亲藩大名亲自开启了幕末德川家大乱斗的序章，而他所在的水户藩长期推行的水户学说也发展成为幕末尊王攘夷的旗帜，导致了大批倒幕人士的出现。

齐昭从继任水户藩主时就不走寻常路。

文政十二年（1829年），水户德川家八代藩主齐脩突发急病去世，当时家中重臣想要拥护时任将军家齐的儿子恒之丞继承水户德川的家主之位，但当时三十岁的齐昭挑动领地内的武士和领民闹事，最终幕府拿水户藩没办法，只好听任齐昭继承了死去兄长的家主之位——恒之丞就是德川齐疆，后来成了御三家中的纪州藩第十二代家主，在位时间是1846年-1849年。

上任之后，齐昭知道自己不讨幕府的喜欢，没法如其它御三家一样占幕府的便宜，只好努力自力更生:他积极改革藩政，建立了当时最大的藩校弘道馆，提拔了大量的下级武士参与藩政改革。

天保饥馑（1833年至1839年)时，齐昭的动作还小一些，只是全领检地、刷新吏治和缩减藩厅的开支。

天保八年（1837年）七月，齐昭提出了四义的口号，要求实行“经界的义”（大检地）、“主著的义”（上下和睦）、“学校的义”（给武士以教育）、“总交替的义”（要求幕府废止对水户的定府要求）。

1838年，水户藩建造了战船“日立丸”，但因为超过了五百石的载重而违反了 “大船建造禁止令”，被幕府勒令拆除。

自1839之后，齐昭胆子越来越大，他对藩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

1839年的农业改革：禁止商人经营土地，打击豪农，扶助自耕农。

1840年的德政令：免除藩厅和武士对商人的欠款，并以赐予武士领地的方式缩减直属人员编制，减少藩厅的直接支出。

1841年扩建藩校，改名为弘道馆，积极培养人才。

1843年大批没收领内寺庙的特权领地，同时扶助神道以压制反弹。

同时他积极进行军势革新，以“追鸟狩”名义训练藩兵，同时对幕府的一系列法令提出了质疑，例如要求废止“大船建造禁止令”、开拓虾夷地和破格提拔人才，而且上书公方样要求缩减大奥的开支和没收寺庙的特许领地。

1843年，幕府鉴于英吉利中华南海之战的结果，为了缓和与南蛮各国的关系，撤销了文政八年（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了《燃料淡水供给令》。对此齐昭火冒三丈，上书公方样，要求取消此法令，并且在全扶桑广修台场对所有出现的南蛮船进行打击。

当时正是幕府天保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在6月和9月两次发布《上知令》要求调换封地，准备将江户周围10里、大坂周围 4里范围内的所有非幕府直领的土地收回，对原有领主包括谱代大名和旗本补偿以偏远地区的领地——一日里折合大约39公里。

《上知令》一经发出，幕府内部就分裂了，包括时任老中的阿部正弘在内的大部分谱代大名和旗本都忙于攻击老中水野，所以德川齐昭众多言辞激烈的上书也没得到关注。

天保14年（1843年）9月，原老中首席水野被罢免，之后被视为水野治政盟友的德川齐昭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弘化元年（1844年），幕府以水户藩“铁炮齐射”以及之前水户领内的佛信徒骚动为由，强制齐昭隐居、同时被命令“谨慎”，水户德川的家主之位被交给了齐昭的嫡长子庆笃——“铁炮齐射”就是水户藩兵大规模演武，当时这种事需要预先征得幕府的许可。

但因为齐昭之前在水户藩的革新颇有成效，而且他精力充沛而且敢于发表对幕政的批评，同时齐昭又是御三家之一的家主，因此影响力非常之大，被时人称之为“贤侯”，有很多

迷弟，例如松平庆永，作为福井藩的藩主，他在1843年夏季回越前入国亲政之前特意向齐昭请教如何处理藩政。

齐昭倒而不僵，不但在水户藩内继续拥有大批支持者，而且在幕府内部也有不少同情者。

而1845年成了首席的老中阿部正弘终于体会到了前任水野忠邦的痛苦，当时水野内焦外困，外部有南蛮船不断叩港，而且外样大名尤其是西国大名实力不断增长影响日渐扩大，而幕府内部又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千疮百孔不说，幕臣还各行其是，虽然大家合伙打倒了手段激烈的水野忠邦，但之后就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啥正经事都干不了，幕政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起色。

看着是一团和气，其实是一片乌烟瘴气，现在还不如水野在位的时候呢，因此包括公方样家庆和很多锐意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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