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夫曾告诉涅维斯科伊船长：如果被发现，就答复“船只是被急流和此地常刮的大风吹到阿穆尔河口湾的”。

而在涅维斯科伊1849年勘查到乌龙江口有深水航道后，特别委员会虽然在皇帝的干预下没有处罚他，但也没有给予他任何奖励，1850年2月3日尼古拉一世批示“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附近建立冬营，以便于与基里亚克人进行贸易，但是无论如何不得涉及阿穆尔河及河口湾地区”。

但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劝说，后来尼古拉一世推翻了特别委员会的决议，并授予涅维斯科伊勋章，表示“鲁西亚的旗帜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能再降下来”。

随后鲁西亚在乌龙江和桦太的一系列扩张，都只是东西伯利亚总督和这个船长的冒险活动导致的连锁反应——当时的大臣们受斯拉夫风潮影响，多数倾向于向欧罗巴的巴尔干半岛扩张，他们对东方的苦寒之地并没有多少兴趣。

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前，直秀的对手仅仅是鲁西亚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而在1853年6月21日尼古拉一世下令入侵多瑙河流域之前，白主只要不进攻鲁西亚在远东的领地，只要不过分刺激泥足巨人的神经，面对的敌人就只有穆拉维约夫手下的一千常备兵和六条炮船。

面对穆拉维约夫这个冒险家，白主只有斩断他的野心，才能获得四年的宝贵喘息期，这才是直秀认为非打不可的原因。

而提到这些疯狂的冒险家，明年黑船来访的主角，米国准将马休?佩里也是其中的一个——明明出发前给他的命令是不准挑起战争，但他竟然以战争恐吓幕府从而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只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冒险家，主要原因还是通讯不畅，后方的大部分信息基本来自前线的反馈，那还不是说啥是啥——只要打赢了，占到了便宜，一切都好说。

作为白主奉行所一代目和家主，直秀具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他也有做冒险家的资格。

打的过，能抗的住之后的报复，所以大家勉勉强强同意开战。

至于幕府的追责，和向鲁西亚人开战比起来，对此大家反而不那么担心，原因在于：

一是因为白主违禁的事情太多了，多一条少一条没啥大区别，何况天高公方样远，唬弄唬弄就混过去了，实在不行不是还有直秀顶缸么；

二是白主上下都有搞事的倾向，对能参与到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中，这些人都很兴奋，觉得自己好像在见证历史、创造历史——奉行所上下，除了直秀没有一个是在幕藩体制下出人头地的，所以大逆不道的思想很是有些市场，鲁西亚人的风评也太坏，在扶桑打鲁西亚是一种治政正确；

而且这些番头、组头隐隐觉得：如果白主能打败鲁西亚人，那幕府恐怕也拿白主没啥好办法。

搞定了骨干，直秀对普通足轻采用了另一种手段——哄骗，“这次北上是练兵，鲁西亚人迟早南下，大家要早做准备。”

当然，足轻里面也有机灵的，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但他们的视角和情报不够，想破头也想不出所以然来，自然无法坚定抗拒组头的命令。

等沃依德屯之战结束后，因为奉行所大获全胜，所有的问题和怀疑都自然消失了——最起码暂时消失了。

大家都兴高彩烈地打扫战场、整顿军备，而直秀带着伪装成米人的阿依努人审判俘虏。

开战前下达的命令是格杀勿论，本来是不应该有俘虏的，但这个俘虏有些特殊，他是个神甫。

随军带神甫是欧罗巴的习惯，鲁西亚人也不能免俗。这个神甫在逃跑的途中被赫哲人抓到，因为当地人是泛神论者，对自然、神祗都有崇拜，去过庙屯的赫哲人抓到他后不敢杀害。

战斗的时候不能留手，但绑起来的敌人也不能随意处置,否则会造成错误的影响，所谓杀俘不详，就是容易造成士兵们对本身立场的正义性有怀疑，进而破坏组织的公信力。

抓了就抓了吧，可以进一步确认敌军情况。

既然认定鲁西亚人是大敌，白主的有心人都在学习对手的语言，但最流利的还是直秀，因此他亲自负责沟通。

这个神甫叫彼得，是个邋遢的中年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直秀一恐吓，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自从1850年8月建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对此地非常重视，一共派了半个步兵连90人、一个哥萨克骑兵连100人以及部分水兵及一些移民驻守在庙屯哨所和彼罗夫冬营地——其中冬营地有25名哥萨克和十名水兵。

虽然鲁西亚强盗非常残暴，但对神甫却尊敬的不得了，所以彼得对了解的情报很多。

根据彼得所说，参谋们计算了一下，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庙屯还有45名步兵和十多名民间冒险家——其实就是兼职强盗的商人，另外冬营地的35名士兵也可能撤到庙屯，加起来接近百人，打起来还真的有点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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