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郭恒案、以及并无太多人提起的空印案。

这四件案子，让朱元璋盛怒之下所杀的官员少说也有十万之数，也留下来朱元璋嗜杀的名头和残忍的形象。

可实际上朱元璋从来不是无的放矢，并不是为了杀而杀，其背后都有朱元璋的深意在其中。

其中蓝玉案和胡惟庸案最为典型，蓝玉是因为朱标一死，朱元璋有意传位朱允炆，害怕这位皇太孙压不住这些开国武将，为了能够顺利传位而不出乱子，所以不得不杀一群武将。

而胡惟庸案就不用在过多陈述，如今朱元璋已经成功废除了相权，因此只要胡惟庸不再作死，大概率应该不会在有此事发生。

而剩下的郭恒案和空印案，其实才是真正的大案，朱元璋事前根本并不知情，突然知道后，方才勃然大怒，因此大杀特杀。

郭恒案大概发生在洪武中期，洪武十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按照明朝时的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

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只不过，规定终究只是规定，放在现实中，肯定会有一些空子可以钻，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

而按照规定，账册上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南地区尚好，毕竟离京师很近，可云贵、两广、晋陕、蜀地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

而历史上，朱元璋在发现这种行为之后，立刻便陷入了盛怒的状态，而朱元璋盛怒之后的后果，依照《逊志斋集·卷二一》所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牵连近千。”

听起来似乎不多，毕竟比起明初其他三大案动辄涉及数万的人数，可其影响绝对深远。

纵观四大案发生的时间，其中空印案似乎便是朱元璋第一次开始大开杀戒，正是从空印案之后，朱元璋才发现，原来即便他杀了这么多人，这朝廷竟然依旧能运转下去，自此以后，所谓文官集团，对于朱元璋来说不过便是想杀就能杀的存在，再也没有任何砝码。

不然，若是洪武后期时的朱元璋，在发现空印案这种欺罔行径，所死之人，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几个。

而同样，这空印的传统，其实自元朝时便已经存在，只不过历史上在洪武九年才被发现而已。

因此时间上，也正好能和杨宪所求对应的上，李洪理清了思路，面对失望的杨宪，笑着说道：“杨大人莫急，我这里正好有一桩足以让圣上震怒的案子，不知杨大人可有兴趣知道？”

杨宪的眼睛再一次亮了起来，急忙言道：“是何案子？”

“杨大人可知这各地官员的空印传统？”

杨宪皱眉，言道：“此事倒是知道，只是不过是挂个空印，又算得什么大案？”

杨宪的想法其实很正常，历史上对于空印案的评价，也多是朱元璋矫枉过正，不过是偏远地区的官员为了图一个省事，为何要枉造杀孽。

可实际上这种言论却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便是人心。

所谓什么官员害怕麻烦，数据不对就要重新回去盖印，因此提前挂上空印，全然是扯淡，空印案相关的那些文件，是各地方钱粮地税，土地面积，户数人口这些数据。

这种数据，随便一个数字错了，那所影响的百姓便是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事情，那些官员会不仔细核对，而是拿着错误的数字去和朱元璋交差？

更何况，古代的社会风气，一向是民不举官不究，所要处理的事物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更何况一个县衙，算上两班差役，少说也有几百人，这么多人统计了一年的数字，竟然还会出错，而且还不是个例，越是偏远，越容易出错，所以不得不挂上空印？

这是完全把朱元璋当成傻子糊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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