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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茅草坪村的贫困户没有全部纳入低保，是个大问题。老丁说：“李书记这个理念很重要。大家想帮贫困户增加点收入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政策用好，把像五组唐有庆那样的贫困户纳入低保，他家五口人，一年就能增加政策性收入一万余元。”

经过讨论，与会村组干部达成共识，今后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一是争取资金修路；二是等政策明确后对全村低保户进行再评定；三是加大医疗扶贫力度，协助像唐有庆、李开亮、马连忠那样的病人治病；四是移风易俗，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卫生模范等评选表彰。

茅草坪村通村公路硬化的事，是当前全村的大事。不论是群众，还是党员、村组干部，修路意愿都非常强烈。但是，这条路38公里，需要上千万的资金，难度非常的大。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的意愿需要村组干部来实现。万事开头难。但再难，也要试一试。再难，也要闯一闯。

为了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村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对修路的事作专题研究。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党员们松散的围坐在一起。

团支部书记秦有刚烧了开水，我到小买部买了一包花茶，妇联主任卢明秀和民兵连长马连江洗了杯子，给大家泡了茶。我主持会议，马书记首先发言。

马书记说：“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也都看到、感受到了，我们茅草坪村这条通村路，晴天一路灰，灰有三尺厚，但凡有车子过，尘灰滚滚、黄土飞扬。雨天一路泥，泥也有三尺厚，汽车一来就陷在稀泥里，八匹马都拉不动。我们种出来的苞谷、洋芋、烤烟，我们养出来的猪、牛、羊、鸡、鸭、鹅，运不出去。我们需要的化肥、农药、砖、钢筋、水泥，运不进来。可以说这条路已经严重制约了茅草坪村经济社会发展了。”

党员马连生说：“就是就是，去年端午节，我骑我儿子的摩托车去乡上赶集，拉了两只公鸡去集市上卖，买了点烟酒糖茶回家过节。去的时候天都晴得好好的，回来到大转湾处，天开始下大雨，大雨下了二十几分钟，雨停了我继续骑摩托上路，不到200米的路，我跌了十来跤哦。”

党员王开华打趣地说：“马连生，你骚劲那么大，骑不了蛮把摩托扛起回来呀。”大家哈哈大笑。

马连生说：“跌跤都不算啥，摩托车前轮和后轮陷在黄泥巴里，黄泥巴粘性大，紧紧把车轮包裹起来，动弹不得哦。这下想扛都扛不动了。”

这个会议只有一个议程，就是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跟其他会议没人讲话不同，干部和党员们都积极踊跃发言。

大伙正乐着，忽然马大爹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指着大伙，大声喝斥：“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烂牙巴嚼舌根，这条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没有这条路，你们的爹妈老汉当时怕是要喝西北风哦。苞谷面和洋芋坨坨吃少了，身子骨要是再单薄一点，怕是还把你们这些青勾子娃儿怀不上、生不出来哦。”

马二爷一听马大爷这话不对劲，赶紧起身，把马大爷安抚坐下。马二爷不是党员，但我们也邀请他列席。

马二爷对大伙说：“各位党员，你们大多数都是晚辈了，你们说的都对，我都赞同。但今天我还想给大家说茅草坪村这条土路的事。这条路修建在1968年，当时是全市为数不多的最早修通的村道公路。修这条路非常艰难，调集了全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来参与，耗用了全公社三年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路修通时，当时的市高官亲自来剪的彩。”

听到这里，我肃然起敬，本能地觉得，此时应当有掌声。于是我带头鼓掌，党员们也跟着鼓起掌来。

马二爷接着说：“当时我哥马大爷在公社当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没有他，这条路根本不可能那么早就修建完成。”

马二爷转脸对马大爷说：“哥，你来给大伙说说。”

马大爷深深地喝了口茶，感慨地说：“你们这些娃娃呀，你们不知道当时修这条路有多艰难，多不容易。那时我三十岁，在和平公社当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武装部长，分管道路交通建设。我带领大伙修通了通乡公路，看着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和平公社。全公社人民都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当时我就想，要是能看着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我们茅草坪大队，那该多好呀。”

黄朝华赶紧给马大爷的茶杯倒水，马大爷接着回忆过去：“那时候还不太平，台湾和美国的高空飞机经常飞到内陆来搞侦察，部队准备要在全市选一座高山，驻扎雷达部队，修建雷达站，监测过往飞机，架设高射炮，必要时进行防卫打击。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带领全公社的民兵，写了血书，交给市武装部，强烈要求将雷达站建设在大荒山上。”

老丁递给马大爷一支烟，并打了火，给他点烟，马大爷吸了一口烟，继续说当年修路的故事：“我回到公社后，给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江天生汇报。我说市武装部主要领导表态了，只要我们能把路修到大荒山顶，雷达站就建在大荒山顶上。江天生主任当即拍板，叫我负责牵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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