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明和他舅子去新疆吐鲁番找黄朝明媳妇。黄朝明媳妇舍不得两个孩子，跟着她男人和她兄弟回到了茅草坪村。黄朝明又有了媳妇，孩子又有了母亲，家里增加了人手，黄朝明家脱贫有了更大的希望。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脱贫攻坚，还有一个重要目标任务就是要有通讯网络。现在是信息时代，网络承载着联接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网络不畅，个人和小集体就会与世界失去联系。而信息，对大荒山这样的贫困村非常的重要。

如何把光纤通信接到每家每户，这是个难题。

说起通讯，老丁有许多感慨，他跟我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云山市南边的一个乡工作。这里用的是那种老式电话：黑色的机子，有摇把，先挂到机房，再由接线员接到需要的地方。夜里寂寞无聊时，还可将机把一摇，找接线的小姑娘聊天。我的一个同事，就这样聊成了幸福美满的婚姻。”

农技员老杨说：“那种电话一摇把手，就会产生电流，不注意还会电到人。”

老丁说：“这种手摇电话用了四五年。全市才安装了程控电话。那时电话初装费很高，好几万块吧，容量却很小，一个乡一部，上传下达，仅满足工作需要，而人们的交流多以书信为主。”

农技员老杨说：“可不是吗。为了控制电话费用，这电话通常用木盒子锁住拨号键，放在政府办公室里，可以自由接听，拨打就需要到领导处批准签字方拿到钥匙。”

我说：“一个电话至于管这么严吗？”

老杨说：“你是没经历过。全乡就一部电话，大家都在打。公事打顺理成章。私事也打，有的一打一个多小时。还有，打短途还好，打出高官途，那个费用就高得很了。所以必须要锁住拨号键。”

老丁说：“我那时和女友天各一方，关系时好时坏，彼此间多就靠电话交流感，有时乎劲上来，一聊就是半天，有时又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无休止的争吵。只要电话铃一响，同事们多半就喊：小丁来听电话。”

老杨说：“你看，老丁这就是典型的占公家的便宜。”

老丁说：“是呀，也许是长时间打长途电话用了公家的钱，也许是占用了别人的时间，给人不方便，渐渐的，领导和同事们就有了许多不满。接着长途就被锁住了，问谁都没有钥匙，只有眼巴巴地盼着女友打过来。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头能有一部电话，晚上可以躺在上和心上人谈天。”

老杨说：“李书记，看吧，没骗你吧，不光是我们乡锁电话，其他乡也锁电话。防止偷打电话像防贼一样。”

老丁说：“我那时工作的乡由于海拔高，雨季天电话经常被雷击坏，一停就是十天半个月。小学校与乡政府有三分钟路程，有一个女教师，他的男朋友在外地，来过几次，彼此谈得来，也就成了朋友。一天夜里，他打电话来找我，非要我找他女友来听电话。这仁兄已有七八分醉意，学校和政府大门早关了，人们早已睡了，这个差使让我很为难，最终我将听筒放在桌面上，让这个远方的朋友干等着，我自个去睡大觉，不得以辜负了这恋中的男女一回。”

老杨说：“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下村，和一些村民也就熟起来。有一天，一个姓苏的妇女，大概二十七八岁，她请我给她远在江苏打工的男人打个电话。她说她一个人带俩孩子在家，大的调皮捣蛋不听话，小的时常生病，夜里一个人不敢出门去看稻田水。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想叮嘱她的男人干活小心点，早点回家来。我问她男人做工的单位和电话号码，她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她不知道打电话应该有号码。”

我说：“科学技术的变化，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力。咱们茅草坪村手机信号是全覆盖了，关键是要解决电脑上互联网的问题。你两不要光回忆过去，说说怎么样才能实现光纤入户。”

老丁说：“脱贫验收考核指标中，只要光纤到村，就达到标准了。我觉得我们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拔高标准。通讯的事，像电力的事一样，解决主体在通讯公司。我们找时间跟他们对接一下。”

我说：“找哪个通讯公司呢？”

老杨说：“和平乡光纤基本上是电信公司在做，乡政府、乡机关和其他村，都用电信宽带，我们就找电信公司吧。”

我叫程宇飞过来，让他给市电信公司写一个申请，要求按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要求，解决茅草坪村宽带信号的问题。”

村官程宇飞和肖朝敏来了以后，承担起了村委文件起草、信息上报、数据统计等工作，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力。

申请写好后，我和老丁拿着申请，找乡政府签意见，准备到市电信公司去找领导。于乡长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对我们说：“你们工作不能越级，你一个村，直接对接市电信公司，不合适。这个工作由我们乡政府来对接。”

于乡长直接给电信公司负责人明经理打了电话，说明了茅草坪村作为贫困村，目前还不通光纤，达不到退出贫困村要求，希望市电信公司支持。

电信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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