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禁止则既可为，这一个信条让汉家在前期的黄老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一条法家思想在众多方面都和儒家对立，但是十分符合现今汉室的情况，所以跟约法三章一样，这是汉室的立国之本。

而整个儒家的主张历史退化论，即由古至今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通俗来讲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烂，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认为要“法先王”，这是一种有限的历史退化论；法家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儒家是性善论者，法家则是性恶论者。儒家申说仁爱，反对战争，传承诗书礼乐；法家则认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和非兵，羞战是六种损害国家的害虫，称之为“六虱”，商君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

儒家主张君子治国和贤人政治；法家则认为要以文法吏治国，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类社会蛀虫，称之为“五蠹”。

对于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李斯则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别重视家族伦理，讲求“以孝治天下”。

曾经有一个人对孔子说，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能够大义灭亲出来指证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听后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孔子显然认为对于父母的错误，子女应该讳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认为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既不考虑宗法，也不考虑身份，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商君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个阶段。在上世即远古氏族时代，氏族成员之间骨肉同胞、友好亲近的关系是当时维系社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力量，报团取暖是其显著特征，但友好亲近的背后又都各怀私心。随着社会发展进化到中世的时候，竞争开始出现，贤明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时也就有人出来申说仁爱以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时，社会已经从小型简单发展到大型复杂了，要管理和统治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高级的政治组织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统治这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或社会。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也将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与商鞅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韩非子认为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中世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依 靠智谋互相争斗。到了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政 *治 *暴 *力即国家机器成了维持社会生活有序发展的支柱。

法家主张法治，其理论基础便是历史进化论。法家认为当今处于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运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礼乐都不足以统治这个社会，必须因时制变，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天下。

法家学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性恶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来统治和规范，亦如郭沫若所说，韩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的，所谓“民性善乱”、“吏欲为奸”是也。他们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一有机会便会作奸犯科，违反法律。

法家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与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但荀子从性恶推出要用礼乐教化百姓，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而法家则由性恶直接推出法治，甚至于用严刑峻法来使人感到畏惧，靠人们内心对刑法的恐惧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对性恶论的阐释非常彻底，甚至是带着阴暗冷酷的眼光来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来，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稳固、最无私的关系，彼此之间荡漾着无限的温情与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即使关系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样亲密，其中依然存在着利害和计算，都存在着利益权衡和勾心斗角。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说，父母对于生男孩就会高兴得拍手相贺，对于生女孩则恨不得将其杀死，遗弃女婴现象后世至今还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就充满了经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用农村的话说，生女孩就是“赔钱货”，女孩一旦养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别家去，还要搭上一笔嫁妆；生男孩则不同，男孩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保障。

事实上，在后世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深植在许多人的心中。所以韩非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父母和子女之间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计算，更何况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呢。

韩非子确实用异常冷酷的视角揭示了亲情沙漠中人性最丑恶的一角。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存在这种现象，毕竟电视上也经常出现父母与子女打官司争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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